同一个地球上，两种文明长达千余年的交溶，似乎才出现结果。

　　大秦景教，属于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派，与一性派基督教派论战、争正统失利后，聂斯脱利遭流放致死。这样一个教派本应该随之消亡，但他的教徒却在唐太宗初年。由波斯进入中国，开始在长安传教，后向其他地区发展。寺院称大秦寺，大秦是罗马的代称。

　　那是个中国最开放的年代。太宗被称为天可汗。世界共主。太上皇抚琴，皇帝跳舞。这样的场面，只有在唐代才得以一见。所以各种宗教文化都可以兼容并包，唐代文化有容乃大。

　　基督教初入，碰到了好时光，210年的时间，给了它足够的时间与东方文化溶合，它也似乎已经扎根于东方这块神奇的土壤中。可是，唐武宗一声令下，下诏禁止佛教流传，景教亦被波及，只给后人留下了一座大秦寺塔和一块深埋地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这是基督教进入中国的第一次失利。

　　到了元代，忽必烈把民族分为五等，排斥汉文化，其母又笃信景教，它的传播注定有了一次生机。忽必烈召见了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并希望他们回意大利一趟。致函罗马教皇，恳请派100位传教士来中国帮其传教。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不知什么原因被罗马教廷疏忽了。他们只派了两位教士和马可一家前往，行程还没有开始，两位传教士已经知难而退，不辞而别。藏传佛教八思巴影响了忽必烈，使基督教又一次失去了传播机会。

　　明代中期，也许是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的影响。意大利人利马窦从澳门来到中国内陆，当时的明代，尽管产生郑和七下西洋这样的创举，其实质是一个较为保守和封闭的王朝。传播基督教文明缺少土壤。利马窦的先行者连大陆都上不了，最后孤死在一个小岛屿上。利马窦吸取了他的教训，先装扮成和尚，他认为中国人接受佛教，应该对他这个洋和尚不会反感。果然畅通无阻地抵达南昌。利马窦见中国人对书生更为敬重，北行途中改换书生服装。抵达京城，觐见皇上，献上钟表，只好被当着修理匠留下来了。他对中国的贡献是翻译了大量的天文、数学和科技等方面的书籍。基督教没有好的弘扬记录。

　　大清王朝时，康熙大帝没有排斥基督教的传播，在这块古老国土上初著规模。

　　可到了雍正年间，罗马教廷对中国教徒开始指手划脚了。规定中国教徒不得从事儒家及相关活动，要专心伺奉上帝，这是圣经教义，教徒理应尊从，但对中国来说，的确不应该一刀切，或者说欲速不达。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严重地干涉中国内政，这是中国皇帝绝对不能容忍的。下诏教徒还俗，传教士逐出国门。

　　这一次，基督教文明再次败走。已经在中国国土四个来回了。

　　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基督文化已经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冒险家们带着传教士重又深入他们向往己久的中国，开始了西方文明的传播。我偏僻的家乡在1930年代，就有传教士被土匪掳去，在土匪窝里传教的记载。

　　这时基督文化其实是一种强势文化，按照常理，它的传播在这畅通无阻的情况下，应该被广为结纳。可是，文化和文化的较量，不是枪炮可以替代的。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解释1949年后的中华大地上，基督教文明再次绝迹了。

　　1980年代，基督教文明席卷而来，我们可以说基督教传播至东方文明的国土的春天到来了吗？我看这种结论为时尚早。

　　我想到另外一种文明——佛教。它其实与中华文化相抵触的。五次佛灭，以韩愈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精英阶层，对它的排斥具有代表性。它却一次次地卷土重来，形成了中国文化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有人解释说，佛教传入中国时，正好是南北朝战乱频繁的时期，四百年苦难中的人民，在佛教里找到了精神的慰藉。

　　这种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很不全面，我相信佛教里有一些特别的因子，使中国人心动的因子在起作用。我本人欣赏基督教，但佛教对我更为亲近，信仰佛教的因果说。

　　文化是奇妙的，深奥的，许多时候不可琢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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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