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的最后特权”？

　　1996年3月，首座试点城市昆明为四名死囚执行了注射。作为一种隐秘的执行死刑方式，注射陆续通过解密性的新闻报道，或坊间的传说版本，间接进入公众视野。

　　曾目睹过注射行刑的一名法官告诉本报记者，被固定在执行床上的犯人，“眼神像临终前的病人一样安静”。注射数秒后，电脑显示屏上的脑电波停止了跳动，变成几条毫无生气的平行线。

　　注射全程让这名法官肃然而生“专业感”，因为这“不再是对一个有疼痛感的肉体行刑，而是对一个拥有所有权利的司法对象，依法剥夺其生命权”。

　　据媒体披露，注射行刑共分三步进行。执行法警首先将死囚固定在注射床上，像平常给病人打点滴一样，将针头扎入死刑犯的静脉血管。这项工作一般由经过专门培训的法医担任；接下来是注射药品，分别为“1号药”和“2号药”，待执行号令一发，执行人员手按“注射键”，两种药水相继注入死刑犯体内。最后，由法医根据心跳、呼吸等来确认罪犯死亡。注射全程不超过两分钟，并伴以轻音乐为背景。

　　3月1日，成都中院全面推行注射死刑，这让周建中感到兴奋。这名有14年从业经历的前缉毒刑警，对毒贩曾恨不得“拉出去毙了”。改行做刑辩律师后，在死刑短期内无法废除的情况下，他赞成“至少能让他们有尊严地死去”。

　　让这位律师颇感欣慰的是，他代理的一名女毒贩经其帮助，得以注射方式终结生命。

　　32岁的女毒贩名叫李华，携枪贩毒43公斤，在狱中不停地哭泣和写诗。周建中清楚地记得，得知通过注射申请时，她说了句，“可以走得诗意一些了”。

　　西部某高院刑庭的一名法官透露，对于执行注射死刑，院里并无成文标准，而是在实践中倾向于对主观恶意大、社会危害性大的暴力犯罪，采用枪决，毕竟“不能不考虑公众尤其是受害者家属的反应”。

　　在全面采用注射执行之前，“走得诗意”始终是少数人的幸运。

　　周建中代理的绝大多数死刑案件，最终仍是被送上枪决刑场。他曾为一名死囚申请注射未果。死囚被枪决后，他陪其父到法院领取骨灰，老人当场哭得失去知觉。

　　注射的“轻松”，仍然挑战了一些人的思维。据媒体报道，曾有市民致信昆明中院，称“对罪大恶极的死刑犯来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死法，太便宜他了”。一名癌症患者甚至向昆明中院索要药剂配方，求痛快一死，遭拒后，病人愤然说道：“你们宁对死刑犯仁慈，却不愿成全一个病人！”

　　注射刑一度还被理解为“贪官最后的特权”，媒体报道中注射刑多适用于中高级官员，如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等。对此“死亡面前人人不平等”的现象公众一直表示质疑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