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文化与邓稼先

　　龙平平

　　今年是“两弹元勋”邓稼先诞辰100周年，安庆是邓稼先同志故乡。为进一步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缅怀邓稼先为我国核物理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我市启动纪念邓稼先事迹宣传系列活动。在6月18日至19日的宣传宣讲活动中，诸多专家、学者纷纷发言，缅怀邓稼先同志光辉的一生，宣传老一辈科学家科学报国的感人事迹。本报今起刊登与会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与读者共勉，敬请关注。

　　今天，我来参加安庆市委市政府举办的纪念邓稼先诞辰100周年研讨会。我就自己的职业和干过的事情谈谈我对邓稼先所体现的“两弹一星”精神的两点认识。

　　第一个是“两弹一星”精神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渊源关系。

　　大家知道，我是研究邓小平的。邓小平理论有一个最重要的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认为，这个观点的提出与“两弹一星”精神以及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是有直接联系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研制出“两弹一星”，邓小平作为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是最重要的支持者和领导者。当时搞不搞“两弹一星”，中央内部有分歧，搞经济的不同意，搞军事和外交的赞成。邓小平是坚定地支持派。当时中央书记处是决策机构，国务院要向书记处汇报工作。我们看到，“两弹一星”的许多决策都是邓小平直接批示同意的。1959年6月苏联政府撕毁协定后，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原子弹工程被定名为“596”工程，意思是要从即日起，走上独立研制的道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就鼓励邓稼先等科学家：“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我还从档案中发现，邓小平对“596”工程有很多批示，态度非常鲜明。当时主持“两弹一星”最关键的两个领导人，一个是聂荣臻，是他的同乡，法国就结识的老兄;一个是他最器重的爱将张爱萍(后来当了国防部长)。正是在领导两弹的过程中，邓小平升华了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我们常说，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是科学教育战线，标志性的事件是两个：一个是1977年恢复高考，一个是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这两件事都与“两弹一星”有关。最早谈恢复高考，是1977年邓小平会见迁到长沙的哈军工负责人，就谈到了当年研制两弹作用，并由此提出一个口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1977年参加高考，作文题目就是读叶剑英“攻关”有感：攻城莫畏艰，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所以，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与“两弹一星”是有间接关系的。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更是与“两弹一星”有直接关系。首先我们看，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邓稼先等人就是邓小平批准派专机从基地接到北京的。聂荣臻等亲自到机场迎接(见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人数众多，第一次公开露面，最高规格接待。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的主报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他对“两弹一星”的认识。当有人质疑这个观点时，邓小平就是拿参加“两弹一星”的科学家的奉献精神反驳的。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提出一靠科学，二靠政策。谈科学他谈的最多的还是“两弹一星”。

　　1988年他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作实验室时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992年南方谈话：“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应该说，现在的科学家更幸福，因此对他们的要求会更多。”“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这些话说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思想和“科教兴国”战略的确定与“两弹一星”精神的关系。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意义所在。纪念他就是因为他的精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第二点，我想谈谈邓稼先所体现的“两弹一星”精神与安庆文化的关系。

　　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因为我写过《觉醒年代》。别人问我，《觉醒年代》你最想写的是谁，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我发现，陈延年和邓稼先在精神层面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一直想把这个原因搞清楚。后来我看到杨振宁先生说的一句话：“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启发了我的思路。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新思想，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我想，杨振宁先生应该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把邓稼先称为“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我认为这个评价实际上表达的是，邓稼先是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典范。今天我们纪念邓稼先，对于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的新思想是大有裨益的。

　　我想说的是，所谓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孕育，具体到陈延年和邓稼先身上就是安庆文化对他们的影响。

　　安庆自古就有“万里长江此咽喉，吴楚分疆第一州”之称，有“千年古城、文化之邦、百年省会、戏剧之乡”的美誉。历史悠久、文化荟萃，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古皖文化、皖江文化、禅宗文化、戏曲文化和桐城派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安庆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安庆又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发源地，形成了具有鲜明安庆特色的革命文化。可以说，陈延年、邓稼先就是安庆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孕育出来的杰出代表。陈延年身上所体现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和邓稼先身上所体现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是对安庆文化的升华和最好的诠释。

　　比如：富家子弟陈延年年青时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六不原则”，“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29岁牺牲时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个国家。

　　邓稼先也是这样的。1958年8月，当时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教授找到邓稼先，告诉他我们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想请他参加这项工作。当晚，他通宵未眠。虽然因为有保密的规定而不能直说，可他还是按捺不住向妻子婉转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我要调动工作了，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第二天，邓稼先就被调入二机部刚刚成立的核武器研究所，担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研制的理论设计工作。从这一天起，他从近代物理研究所“消失了”，他的名字也不再出现于公开场合和公开出版物上，直到漫长的28年之后。

　　再比如：陈延年作为国共合作时期大革命中心党组织最高领导人，被称为“广东王”。但他从来不计较个人待遇、名利，始终与工友农友打成一片。他和黄包车夫一起拉车，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把拉车挣的钱全部送给贫苦的车夫，自觉地成为劳苦大众的知心朋友。被工友们称为“老陈”。邓稼先也一样。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食品极度匮乏，那些身处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也免不了忍饥挨饿，身体浮肿。为了提高士气，邓稼先将他岳父许德珩省下来支援他家的那么一点粮票，拿过来作为对大家的奖励，谁的理论计算得又快又好，他就奖励给谁几两粮票。能得到几两粮票，是一种最高的奖赏。在当时，用几斤粮票就可以买到十几包饼干。邓稼先有时候就买了饼干，拿出来与同甘共苦的青年人分享。同志们都亲切称他为“老邓”。

　　两个安庆人，在面对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时，出奇的相似。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家国情怀和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安庆文化的精粹。通过他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探讨、继承和弘扬安庆的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并以此教育和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安庆新人。我想，今天我们纪念邓稼先，深入研讨安庆文化与邓稼先的关系，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掌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思想，培育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