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热议：一带一路”重塑我国经济地理，武汉如何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中国已与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覆盖中国83%的建交国。

　　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体现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一带一路”对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哪些重要影响？作为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市、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武汉如何继续向“一带一路”借东风？

　　近日，长江日报云端会客厅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导东艳，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崔凡，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导东艳（左），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崔凡（右）。

　　十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占比从25%增加到33%

　　长江日报：从近年我国外贸表现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

　　东艳：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是全方位的。“一带一路”倡议使我国贸易保持稳定增长，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结构优化和价值链分工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在适应全球价值链重构，推进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过去十年，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年均达到8.7%，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占比从10年前的25%增加到现在接近33%。

　　从贸易结构看，以往中国依赖欧美主要市场。近年来，贸易区域结构优化已经取得明显进展，目前东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中，各方的贸易互补性较好地得到了发挥，我国对相关国家主要出口产品包括制造业产品、化工品以及机电等。在进口方面，中国积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在资源、农产品等多个领域扩大了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

　　值得关注的是，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中，出现很多新业态，体现了贸易发展新模式。另外，在制度性开放方面，我国的标准规则也在逐步对接国际。

　　崔凡：最近十年，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正好翻了一番。从2013年的1.04万亿美元扩大到2022年的2.07万亿美元，占比从1/4提升到将近1/3。这样迅速的贸易增长也伴随着其他经贸合作形式的发展。

　　比如投资方面，从2013年到2022年，我们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累计超过了2700亿美元。我们还承包了大量工程项目，10年内完成营业额累计超过8000亿美元，新签合同额超过1.2万亿美元，超过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总额的一半。而投资活动和工程承包活动又促进了贸易发展。

　　“一带一路”提升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发展的能力

　　长江日报：“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如何体现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崔凡：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合作，我国对整个世界特别是沿线国家做出重大贡献。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在海外参与建设的大型港口超过100个，包括参与融资、承建以及管理运营等，为当地经贸活动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促进了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在建设基础设施之后，我国又参与了很多境外产业园区的建设，帮助“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制造业。

　　我国相关工程也为当地贡献了很多就业岗位。有统计显示，到去年年底，相关工程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42.1万个。

　　此外，各种经贸合作通过促进当地制造业发展，帮助当地通过工业化摆脱对单一原材料出口的依赖，达到互利共赢的效果。

　　在前几年建设经验上，我国在2021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通过具体项目、具体行动促进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东艳：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面临很多难题。以前，发展中国家要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因为自身能力不足、产业发展阶段和产品竞争力问题，在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或被锁定在低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把合作共赢理念切实转变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和建设的实践，无论是工程建设还是技术援助，都为发展中国家提升参与全球经济发展的能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构建了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新模式，从原来以发达国家为主的生产分工体系，转变为构建更开放、更包容、更平等的合作体系。

　　长江日报：有没有具体的案例体现？

　　东艳：中老铁路建设，就体现了中国将自身行动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老挝2022年的人均GDP约为2088.4美元，是低收入国家。中老铁路的建设，是使老挝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的标志工程。铁路建成之后，不仅促进老挝货运量大幅度增长，也串起中国和老挝以及中国和东盟的联系，打通了老挝在整个区域合作中的重要区位优势。

　　此外，中老铁路也实现了软联通。截至今年8月16日，铁路开通以来已经发送旅客2000多万人次，其中老挝段发送300多万人次。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了经贸往来的深化，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所以，“一带一路”倡议是系统全面的，蕴含着新的合作理念，蕴含着实际共享发展的机会，也蕴含着深化全方位合作的美好前景。

　　“一带一路”给全球提供共同应对新挑战的发展新机制、新理念

　　长江日报：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如何再认识我国坚持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

　　东艳：全球经贸确实面临很多挑战，但是，构建开放、透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依旧是稳定国际贸易经贸合作的重要一环。WTO一直倡导以“发展”作为国际贸易经贸合作的中心环节，特别是多哈回合以来，发展问题的重要性显著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则让发展中国家通过经验分享、互助合作，提升参与构建新的国际经贸秩序的机会和能力。

　　疫情之后，世界出现全球价值链的断链风险，发展中国家面临食品和卫生危机等新的问题。“一带一路”包含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以及相关沿线国家共同应对挑战的新理念和新机制。比如在医疗合作中，不论是疫苗领域的合作，还是已经非常成熟的医疗援助的“光明行”，都对相关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未来面临新挑战，“一带一路”在人文交流和经济合作中也提供了发展新机制，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在不断拓展途径，寻找新机遇。比如中国和非洲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中国和东盟在数字经济等新领域的共同拓展，都是我们共同面临世界经济贸易新发展机遇的强大平台。

　　崔凡：近年来，中国国际发展事业有质的飞跃，比如专门成立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原来我们主要是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援助，现在更强调共建，强调合作共赢。

　　中国的国际发展思路立足于“全球发展倡议”，在它的指引下，对发展中国家开展立足国情、尊重主权、互惠互利、平等协商的合作。中国的国际发展事业，特别是“一带一路”，不是在多边贸易体系之外另建一套规则，而是基于多边贸易体系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在非歧视、贸易促进发展等原则基础上形成的新理念。

　　“一带一路”不仅为发展中国家“输血”，也让他们有“造血”能力

　　长江日报：回看十年，“一带一路”在推进实践中的显著变化是什么？这种变化蕴含着什么意义？

　　崔凡：“一带一路”倡议最重要的任务，不仅是为发展中国家“输血”，更是让他们有“造血”功能，能够产生效益。

　　前期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多，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这些工程最终要为当地发展做贡献，让参与共建的各方能获得收益。

　　十年来，中国一方面继续开展工程承包建设，也加大对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帮助它们发展制造业。比如今年1-6月份，我们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直接投资金额为115.7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15.4%。而我们同期总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略有下降的，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以美元折算同比增长15.4%，以人民币折算增长23.3%。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一些债务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案之一是让他们有“造血”能力，自己能形成利润，形成产业。

　　东艳：“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十年，国际经贸形势和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多显著的变化，“一带一路”倡议能持续深化和发挥活力，体现出中国推进务实合作的决心，也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整体的设计和理念符合各方利益，这一机制也根据全球经贸规则和发展中国家面对挑战的变化，不断进行创新和发展。

　　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要一如既往进行更务实的、高水平的战略对接，从国家层面形成相关共识。同时，我们还需更多的软联通，紧跟全球经贸发展趋势。此外，还要考虑如何通过更紧密的互利共赢，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对价值链风险、贸易安全等挑战，进一步深化在人文创新领域合作等。

　　“一带一路”建设正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长江日报：“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发挥了哪些作用？给我国中西部地区带来哪些利好和机遇？

　　东艳：新发展格局是中国更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模式，而“一带一路”是中国推进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

　　在新发展格局下，要发挥国内各种优势，形成国内区域资源的整合和国际资源的整合。内循环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循环，而是更高水平应对外部挑战的共同合作，包括基础设施的国内外联通和产业链的飞地建设。

　　比如湖南和海南的合作，湖南有先进装备，海南在东盟合作中具有区位优势和制度优势，通过飞地建设，把国内发展联动起来，共同进行对外合作。这是在新发展格局下需要关注的重点。

　　崔凡：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种相互促进，需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得到体现。

　　通过“一带一路”，实际上我国的开放，就能够实现向东开放和向西开放的结合，沿海沿边和沿江开放的相互结合，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结合。例如，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国对外贸易长期“西货东出”的现象，能够节约贸易成本，促进相关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连续多年高于东部地区。2022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比重从2012年的21.3%和19.6%，提高到2022年的22.1%和21.4%。特别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东部与中部、西部地区之比，分别从2012年的1.69和1.87缩小到了2022年的1.50和1.64。所以，“一带一路”建设和中西部地区的持续开放发展，促进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

　　例如，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中，除了有境外路段建设，还有对境内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建设。中西部地区铁路营业总里程目前已经达到了9万公里，占全国比重达到了60%，这对今后全国整个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武汉要把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新优势

　　长江日报：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下，如何看武汉在“一带一路”中能发挥的作用？

　　崔凡：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发展趋势，也是客观趋势。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速长期高于世界平均经济增速，国内市场对企业的重要性在逐渐提升。这会带来我国区域经济的重新布局，国家经济重心从东南沿海向中部地区慢慢内移，这为中部崛起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在新发展格局下，我们依然要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而国内大市场优势正成为国际竞争新优势的一个来源。

　　武汉作为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市、中部枢纽城市，其区位优势更加便于它充分利用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发展自己的规模经济型产业，培养更多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武汉要把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优势，转化为促进对外竞争的国际竞争新优势，把内外循环连接起来、使其相互促进。其中的对外经济合作，很重要的就是规模经济优势。所以资源不能太分散，要在重点对象、重点市场、重点产业等方面重点发力。规模经济型产业优势，往往来源于高研发，那些网络效应强、学习效应强的创新型产业，在今后将越来越有优势。

　　长江日报：未来，武汉如何继续向“一带一路”借东风？

　　东艳：未来，武汉除了找到和利用自身优势，还要进行重点的差异化发展。

　　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的第一阶段更多是交通建设，培育发展中国家的制造能力。可发挥武汉在钢铁、建材、建筑、汽车、化工等领域的优势，拓展中亚、西亚等新兴市场，培养大型骨干企业的联动发展，在对外承包工程上开拓更多发展的机会。

　　另一方面，在国内大循环中，各个地区要找到自己的合作点，实现城市和其他地区的联动发展。例如，广东、海南正在相向发展。广东以往的外贸更多面对欧美市场，但目前面向东盟的合作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相向发展的产业合作，形成联动效应，将广东的产能优势和海南的区位优势、制度优势结合，共同开拓面向“一带一路”沿线东盟国家的市场。

　　崔凡：武汉在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交通强国等相关国家战略实施落地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许多优势，例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优势，这些优势又进一步推动形成武汉的国际竞争优势。

　　例如，铁四院、中铁大桥局、长江设计集团、中国一冶等企业，在国内形成竞争力后，又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建了大量基础设施工程。

　　我国的发展是由特别早期的“引鸟筑巢”阶段转化到“筑巢引鸟”阶段。早期，我们的基础设施不完善，需要引进国外承包商，待建设好后招商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会有这样的过渡阶段。武汉的建设大军在这些国家帮助建设基础设施，下一步就是要通过基础设施的完善，引进相关的产业，武汉应在其中继续发挥更大作用。

　　当前，武汉形成了光谷光电子信息在内的很多优势产业、特色产业，未来要考虑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对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链环节，可以通过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园区，也可以搞两国双园，进行合作发展。对这些海外园区的运营管理，引进和集聚的不光是武汉的企业，也包括国内其他地方的企业。所以在海外，武汉也能够实现跟其他地区的合作，共同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提高创汇创收能力，最后实现互利共赢，从而使得“一带一路”建设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长江日报记者常少华 陈晓彤）

　　【编辑：王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