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傅高义先生｜读+

　　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F.Vogel）当地时间20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0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1日表示，中方对傅高义教授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傅高义教授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作出了不懈努力。“我们将铭记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

　　今年12月1日，傅高义还曾通过视频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研讨会，当时他表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傅高义1930年出生，精通中文和日文，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汉学研究学者。对中国读书人而言，傅高义这个名字是很熟悉的，今年3月，《日本还是第一吗》出版，这也是他生前在中国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写《邓小平时代》不惜推倒重来

　　关于《邓小平时代》，时任三联书店总编辑、也是本报读+专栏作者的李昕曾经详解该书出版经过。

　　“他写了邓小平经历的前面的65年，就是从1904到1969。这65年他已经写了20万字，那就是传记。然后他拿给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去看，编辑给他的建议是，邓小平的重点并不在这65年，而在后面的改革开放上。这样作为一本传记就太厚了，恐怕不能当作一本书来出了。所以他下决心推倒重来。把前面的20万字压缩到只剩3万字。这本书里1904到1969的内容只有3万字。中间1969到1978这十年，他只写了10万字，然后他把50万字放在改革开放以后，这样就变成了不是给邓小平一个人立传，而是给时代立传了。”

　　而争取《邓小平时代》简体字版权的过程，李昕也写文章披露过，前后有30多家出版社参与竞争，大家都派出强手、做好方案。三联方面，仅谈话提纲就准备了3页纸。令李昕没有想到的是，谈话气氛极融洽，傅高义幽默风趣的谈话风格感染了大家，他准备的提纲基本没用上。李昕回忆，谈话还没有完，忽然傅高义就站起来说：“我已经作出决定，这本书交给三联出版。”

　　李昕认为，傅高义这样决定是基于3个原因：一是三联的品牌优势；二是编辑较为清晰地回答了他关心的问题；三是三联承诺在编辑过程中尊重他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在每个具体环节上与他保持沟通。“这一条对他最为重要。”

　　傅高义并且非常配合地跟着三联在全国各地跑了将近一个月，为这本书做宣传。其间，他和三联同事一起坐二等座、乘经济舱，没啥特殊要求。他20多岁的孙子全程参与，但是傅高义没有“搭车”，最后把孙子的费用单独结算、退还给了三联。

　　写《日本还是第一吗》回应质疑

　　傅高义曾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东亚研究专家，在哈佛享有“中国先生”的称号，并被认为是美国少有的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

　　1963年他发表《日本新中产阶级》，奠定了此后日本研究的基石。1979年发表《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轰动一时，对西方学界和政商界产生重要影响。2000年出版《日本还是第一吗》，该书今年3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

　　傅高义完全清楚外界后来对《日本第一》的质疑。他说：“《日本第一》横扫书市十一年后，日本的经济泡沫却破灭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巨兽猛地一头撞在了岸边的巨石上，接着又看似无助地搁浅在沙滩上。日本随后面对的就是扑面而来的漫长的衰退期，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始不把日本作为一个可靠的经济体放在眼中。这次，似乎日本什么都做得不对。银行和金融界的重大丑闻动摇了公众对企业界和政府本身的信任基础。”

　　这导致一个尴尬的场面屡屡出现——听众席上总会有人站起来提问道：“傅高义教授，您现在后悔写下《日本第一》吗？您哪里出错了吗？”

　　傅高义的回答是：“我从未后悔写了《日本第一》这本书。我相信这是对当时的日本正确的描述，也是对这本书出版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展趋势的预测。一些人误解了我想传达的信息，因为他们只读取了书名。我从不认为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所写的是日本人在很多领域都做得相当不错，他们的很多成就也确实是世界第一。例如，他们的基础教育水平是世界最好的，他们是全世界范围内收集资料的能手，他们的犯罪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他们的官僚机构广纳贤才。同时，以国际标准来衡量，他们的企业拥有高水平的忠诚度。我相信二十年前我所描述的是正确的，而且时至今日那些描述中的大部分仍旧正确。”

　　“问题是：当日本人在追赶的时候，他们所创造的优点和组织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便利。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追赶上了，就必须适应一个崭新的全球化阶段。日本国内的这些组织需要进行修正，但日本人迟迟未做。”

　　傅高义也指出一点，即日本人并没有陷入危机，如果周日去逛日本百货公司，根本不会感觉到日本正深陷于黑暗持久的萧条之中。日本仍有优势和能力使其回到经济强国之列，以全世界标准来看，日本的犯罪率仍然十分低，且拥有乐于奉献、认真尽责的工人。

　　1969年他致信尼克松建议接触中国

　　1963年，傅高义出版了《日本新中产阶级》，随后动身前往香港，研究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1969年，《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出版。他曾和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等学者一起给尼克松写信，建议他同中国进行接触，增加双方交流。1973年，傅高义访华，见到了周恩来。

　　这次访问中他到了广东。1980年，他又在中山大学做过三个月的访问，1987年，应广东省人民政府的邀请，傅高义和妻子艾秀慈再度来到广东，艾秀慈研究中国的老人和社会福利，傅高义则开始系统研究广东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

　　在广东的近七个月内，傅高义走访了全省的14个地级市和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全省100个县他去了70多个，拜访了30多名县级以上的官员。主人给了他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待遇，配给他一辆车、一个司机、一个懂粤语的助手。两年后，《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出版。这本著作和20年前的那本《共产主义下的广东》前后相继，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

　　2002年5月，时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周晓虹教授代表学校邀请傅高义教授参加100周年校庆，傅高义开玩笑说：“晓虹，你的职位是正处吧？我可担任过中国的副厅级干部哦。”

　　他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退下来不久，即开始强化他的汉语，每周二、四两个下午都跟着一位从华南师范大学来的女老师学习中文。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又开始了一项更为巨大的工程：用10年时间撰写长达700余页的《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即中文版《邓小平时代》）一书。

　　周晓虹教授说：“2013年初，中文版《邓小平时代》由三联书店出版，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卖出去50万册。那天傅高义告诉我，60万人民币的版税他一分都没有留，全部捐给了自己的母校威斯利安大学。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没有捐给哈佛。老先生说‘哦，他们不缺钱’。”（记者李煦）

　　【编辑：张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