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园浮木 我本芬芳”，八旬杨本芬书写两代女性生命史｜读+

　　每年的图书市场上会出现十几万种新书，绝大部分都无声无息，可能只卖出寥寥几本，甚至销量为0；可是一位八旬老人3年出了3本小书，每一本都成为话题，不但获奖，而且读者反响不俗，其中有一本一年重印9次。
　　这就是《秋园》《浮木》《我本芬芳》。作者杨本芬，1940年出生于湖南湘阴，17岁考入湘阴工业学校，后进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未及毕业参加上山下乡。此后数十年为生计奔忙，相夫教子，从某运输公司退休后，一边照顾出现轻微失忆症状的老伴，一边在厨房里写作：“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着肉，在等汤滚沸的间隙，在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我随时坐下来，让手中的笔在稿纸上快速移动。”
　　这样的稿纸，她足足写了8公斤。
　　一口气读完这3本书，就是读了中国两代女性的生命史。


　　《秋园》《浮木》《我本芬芳》杨本芬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秋园》：
　　用母亲的一生讲述大时代变迁
　　“一九三二年，从洛阳到南京
　　一九三七年，从汉口到湘阴
　　一九六〇年，从湖南到湖北
　　一九八〇年，从湖北回湖南
　　一生尝尽酸甜苦辣，终落得如此下场”
　　秋园去世以后，人们在她棉袄口袋里发现了这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些年份和地点，这就是秋园一生最简单的生平记述。
　　秋园，就是作者的母亲梁秋芳女士。纸条上的每个时间地点，都是她生命中的大关节处。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洛阳成为行都；一名南京政府职员由此认识了18岁的洛阳人秋园，两人成婚，局势稳定后回了南京。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迁都重庆。轮船途经汉口时，丈夫生怕再见不到家中老父，带着秋园决意下船去了湖南湘阴，从此在湖南乡间生活了20多年。
　　1960年，丈夫死于浮肿后，困顿的秋园带着两个孩子回洛阳娘家想要投靠，失望返程时再次途经武汉，由一位老乡介绍，到了汉川马口。后来嫁给一位当地人，过了一阵安定日子，只可惜她格外疼爱的第5个孩子1966年溺水。
　　1980年，丈夫去世，临死前劝秋园回到湖南老家去。
　　在湖南湘阴，秋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20多年，这段日子安定多了，物质上也日见改善，但秋园已近黄昏。
　　她来过，挣扎过，绝望过，幸福过，有过不幸和苦难，也收到过善意和温情。因为活得长，她经的多、见的多、感受的多；比起生命中的一些人，她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算是幸运。
　　比如她的大嫂和二嫂，十八九岁年纪，打扮得漂漂亮亮，兴冲冲去参加洛阳史上第一次游园会——梁家只是个普通郎中，本来拿不到票，偏偏治好了病人，病人送来两张——不料游船翻了，一船的女子，都没了。把票子拿回家的秋园父亲愧疚难当，暴病上身，半个月后就撒手而去。
　　《浮木》：
　　写了中南腹地那些乡亲的生生死死
　　在《秋园》中，作者杨本芬展现了一种惊人的特点，就是擅长写“死亡”。先是信手几笔，写活一个人的音容笑貌与性情，让读者觉得这人在世上自有其可爱处、合理处，然后放他（她）去承受命运的残酷；下笔朴素，无需铺排渲染和夸张，这之间的对比，油然就让读者感受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如果换了别的作者，那可能是写作训练的结果、或者是借鉴得来的本领，但是在杨本芬身上，只会有一个答案——她经历的生活教会她如此。
　　《浮木》是《秋园》的续篇，“写了我们一家人如何像水中的浮木般挣扎求生，写了中南腹地那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此书一开篇，就是杨本芬最小的弟弟，也就是秋园第6个孩子的故事。这孩子只活了13个月就因受寒引起肺炎，死在杨本芬怀里，当时，秋园和杨本芬母女都没哭，“我和妈妈甚至连眼泪都没有流，艰难困苦的生活让人情感麻木了”。
　　《秋园》的主角是母亲，《浮木》的主角是乡亲。那些乡亲故事之中，不幸常常与物质匮乏、医疗落后、缺少文化、固执偏狭相伴随。
　　比如：一位善良秀美的怀孕村姑，在山间小路上摔倒，即将做母亲的本能让她护住肚子，脸颊却被树桩刺穿。村医用草药敷治一番，最后半边脸毁容。此后她性情大变，生下漂亮女儿以后总觉老天不公，想要报复女儿，最后亲手破坏了女儿婚事。
　　再比如，乡下的治安其实不算好，秋园家养殖的鸡、鱼、兔屡次被偷，每次被盗都让人灰心丧气。
　　《浮木》中当然也有很多温情，这是作者杨本芬的另一写作特点，就是把“人间有情”写得真实朴素又感人。
　　杨本芬后来在运输公司工作，公司的车轧断了一位姑娘的腿，作为赔偿，公司要送这位姑娘到北京定做假肢，还要照料人家这期间的生活。杨本芬承担了这个任务。到了北京假肢医院以后，她发现周围的小旅馆里都是等着定做假肢的人，其中有一对父子，是煤矿工人，遭遇瓦斯爆炸，父亲没有了手，儿子没有了腿。父子俩相依为命，过得够呛，每天父亲驮着儿子去打饭，路上遇到人，总是微笑，笑容忠厚而纯朴。杨本芬于心不忍，帮他们刮胡子、买饭菜、洗衣服，每天看望、说说话。杨本芬离开北京的那天，父子俩泪如泉涌；40年过去了，杨本芬仍然记得这对父子。
　　《我本芬芳》：
　　“钻石婚”的真实有时会伤人
　　今年新出的《我本芬芳》，是这一系列的最后一部，写的是杨本芬自己的婚姻生活。
　　他们是“钻石婚”，已经相伴60多年了。外人看来是羡慕的。但其实，婚姻生活真的就如同一双鞋，只有穿鞋的人才知合脚与否。
　　两个人都不坏，虽然结婚有点仓促，但也不是没有感情基础；也一起扛过风雨，共过患难；晚景越来越好，孩子们也不错，算是同享安乐了。但是很可惜，两个人就是性情不合。
　　年轻的时候，怀孕的杨本芬晚上常孤身在家，有一天她听见门外有贼，在偷她家的兔子，她只敢呵斥却无效；待丈夫回家，她的哭诉换来的却是丈夫的反复诘问：你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好人怎么会怕小偷？
　　更多的时候，他不爱跟人亲近。他们去南京给女儿带孩子。出门买菜，她主动去牵他的手，他一把甩开她，看也不看她，说，还是各走各的好。
　　她说他从来没正眼看过她，跟她说话，眼睛瞥向别处，“他不会跟人对视”。
　　他平生只提过一次她的名字，是一封家信上，他写：“杨本芬同志。”
　　如果只看这些，会觉得这是“他”某方面情感能力的缺失。当然了，他是好父亲，也是尽职的丈夫。
　　杨本芬的智慧在于，把这个故事写到了80岁，用最后的叙述完成了深化和反转。在丈夫即将88岁的时候，她走过去环住他的脖子，笑嘻嘻地问：“再过几个月，你八十八了，我八十一了，总有一天我们会分道扬镳，再不相聚。假如真的有下辈子，我是说假如，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摇头。
　　“不愿意？你再想想，我一辈子对你那么好，怎么会不愿意呢？我等会儿再问，让你想想清楚。”
　　过了一阵儿，她又去问：“下辈子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依旧摇头。
　　“摇头不算，你亲口告诉我。”
　　“不愿意。”三个字说得极其清楚。
　　她内心五味杂陈。她终于明白，她有她的伤痛，他也有他的伤痛。“悲惨孤独的人更宜相爱，他们本该相爱的。但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每个人都有参与历史、记录历史的权利。
　　杨本芬做到了，读她的3本书，就是读了两代女性的生命史，不见得宏大，但是真实。多亏了她的书，读者才知道有过那样的故事、那样的人，正如她自己所说：
　　“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郑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