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颐养天年的日子只持续到2002年。这年6月，78岁的李富英拄着拐棍到厂里领工资，细心的她发现工资表上没有了厂长及厂长一些亲信干部的名字。以往全厂员工都是同一张工资表的，于是，她问会计这是怎么回事。会计吞吞吐吐地说，他们的在另一张工资表上。
李富英便要求看厂长的工资表，一看吓一跳：王璋每月收入有6000元左右，他的亲信们也有4000多元，是普通工人的七八倍。在这张工资表上，还冒出了20多个陌生的名字，每月领3万多元工资。
工资风波还没平息，又一笔巨款不翼而飞。2003年1月，工厂会计与工会成员到供货的重庆庆铃汽车厂结算货款，准备拿回去给工人发工资和年终奖。谁知，对方竟告知他们：王璋已经分3次将470万元货款预支领走了。
工人们还在为这么大一笔货款被王璋“吞”掉而耿耿于怀时，又一件震惊的事发生了：2003年6月的一天，重庆石桥信用社的工作人员拿着贷款合同和以该厂作抵押的各种材料声称：王璋于2001年初，用工厂2000平方米的厂房作抵押，从该信用社贷走320万元。时间过了一年多了，利息已经有10余万元了，现在他们是来催还利息的，若不归还，他们就要申请法院来封厂。
职工们无奈中，只好请示身在外地的王璋。
在外地躲避的王璋让划给信用社10万元支票，声称贷的320万元钱用在了新产品开发和原料购买。
职工们都知道，工厂的产品销路好，老产品供不应求，哪里开发了新产品呢？从来不贷款、不欠债的工厂，怎么开始有了外债呢？这300多万元到底用在了何处？
2002年8月，油箱厂在闹市区的一楼的店面也被王璋悄悄地以30万元卖掉后私吞。2003年，工厂在重庆山城巷的两处厂房拆迁，拆迁办公室补偿了317万元，王璋也作为跑业务的费用打白条领走。
随后，厂长把生产交给几个心腹业务员，工厂里便很少见到他了。
“拼上这把老骨头，也要把腐败分子扳倒！”
2003年11月的一天，王璋突然鼻青脸肿地回到工厂。没过两天，一位从澳门回来的个体老板说，王璋在澳门豪赌，欠“放水公司”(高利贷公司)的钱，被人打惨了。
2006年3月初，两个操粤语的大汉凶神恶煞地跟着王璋到了工厂，向财务人员出示了两张一共38万元有王璋签字的借据，称这是王璋在广州欠的业务费。油箱厂当时根本没在广州开展业务，财务人员问王璋借据原因，王璋把财务人员一顿臭骂，让财务人员少过问，还钱就是了。结果两个“黑大汉”拿走了30多万时，出示了一个身份凭据，那是一张澳门政府颁发的驾驶执照。很显然：两个“黑大汉”是澳门赌场“放水公司”的人，是押着王璋来讨债的。
王璋的胡作非为，全厂职工敢怒不敢言，没有谁敢揭露，但李富英老太太除外。
李富英找到以前在工厂做会计的蒲素华：“我们辛辛苦苦建起的工厂已经被黑心厂长王璋整垮了！他把上千万的巨款挪用到澳门赌掉了，以后，我们连养老金都领不到！”蒲素华听了心如刀割，她当即表示，一定要告倒王璋。随后，另外5位年届古稀的老太李素彬、王公惠、周克明、刘泽玲和彭金蓉也纷纷加入。
紧接着，李富英等7人联络了30多名退休老工人来到工厂，要求王璋公布账目，说明每笔巨款的去向。然而，王璋早已躲得无影无踪。更令蒲素华、李富英、李素彬等老人痛心疾首的是：王璋在潜逃之前，又将工厂的厂房、机器等所有资产抵押给了重庆石桥信用社，贷款590万元；并以参股经营油箱厂之名，在外骗取个人集资高达400余万元；王璋还以“合作”之名，收取一个姓杨的个体老板150万元，把工厂的经营权也出卖了。
这骇人的现实使蒲素华等老人震惊了，她们当即决定，动员所有退休职工到街道和区政府上访，强烈要求政府追查腐败厂长王璋。可惜，他们三次上访都没有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其他退休职工见这样的结局，纷纷退出上告队伍。但7位老人表态：“拼上这把老骨头，也要把腐败分子扳倒！”
一波三折的告状之路
见口头控告难以引起领导重视，她们决定书面告状。像当年集资办厂一样，你出10元，我出30元，一共凑了300多元，请律师写好了举报材料，分别寄给重庆市政府和各政法机关。举报信寄出10天，照样石沉大海。
7位老人仍不甘心，她们商定：既然寄举报信没有回应，我们就登门递送举报信！于是，她们拄着拐棍，互相搀扶，顶着寒风来到区反贪局，检察官看了举报材料后，告诉她们：“你们是街道办的集体企业，不是国有企业，不属于反贪局管辖，应该找公安部门。”她们又急忙坐车来到区公安分局。接待的民警看了材料后提出：材料很乱，证据不充分。
从公安分局回来，大家又聚在一起商定：分头再去搜集扎实的证据，然后重新写材料。这次，她们决定让唯一念过大专的蒲素华老人来执笔。
2004年2月5日，7位老人冒着严寒来到蒲素华家进一步商量对策。由蒲素华执笔，将大家搜集到的有关王璋贪污侵占公款的所有情况整理出来。那天，大家讨论到凌晨1时许，满腔激愤的蒲大妈就从1时写到凌晨6时，写成了一万多字的举报材料。7位老人庄严地签上自己名字，再一个个按上手印。
2004年2月22日，7位老太太冒着刺骨的寒风，踏上了漫漫告状之路。
她们先后到市纪委、市信访办和市执法部门。接待的官员看了材料，均表示：“马上给领导汇报，一定给你们满意答复！”
然而，她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周后，信访部门告知她们：举报转到了政法部门。公安部门却告知她们：你们仅有一个举报信，而没有别的证据，不能证明王璋犯罪，我们也不能立案！
7位老人并不知道法律程序，以为公安部门不愿接案。她们不甘罢休，第三次踏上告状之路。这次，几位老太太揣着冷馒头、饼干、治疗心脏病的救心丸、治疗高血压的降压药，挨个找政府领导，
终于盼来了事态转机的那一天。2004年3月3日，有关领导责成渝中区经侦支队主办此案，并成立了专案组。当天下午，专案组查封了王璋任职以来的所有账目，并由分局预审科懂会计的民警查账。初步发现王璋伙同会计、出纳冒名领取20万元工资的证据。3月9日，是一个让蒲素华等7位老人兴奋激动的日子，从这天起，追捕畏罪潜逃的王璋的行动开始了。该厂会计舒某、出纳许某也被刑事拘留。
蒲素华等老人得知立案的消息时，一边欢庆一边商议：“案是立了，但王璋却卷款潜逃，我们还要继续追问督促，一定要让民警将这个大腐败分子抓获归案！”
李大姐未等到
最终胜利
王璋贪污、侵占案立案后，经侦民警很快就遇到了难题：由于王璋任法人代表期间，账目管理混乱，加上王璋已经畏罪潜逃，会计、出纳涉嫌侵占而不愿配合，王璋到底挪用、贪占多少公款，巨款流向都无法查清，必须找权威审计部门帮助审计，才能拿到重要证据。
办案民警与重庆一家会计事务所联系得知，审计费最少也要8万元，而经侦支队办案经费少，又没有别的资金来源，拿不出这笔钱。
3月16日，几位老人得知没有审计费，为了扳倒王璋，7位老太太又踏上了要钱之路。她们拖着羸弱的病体，首先找到工厂的上级主管部门——街道工业公司，结果公司某领导一口回绝了她们：没钱！
7位太婆当即回工厂动员了30多位退休老人来到市政府信访办上访。市信访办领导找来区政府和街道领导反复磋商决定：8万元钱由市、区、街道各拿一部分，支持专案组搞完审计，弄清王璋是否腐败和贪污。
6名会计师耗费了3个多月时间，终于将王璋的腐败劣迹查了个水落石出。
4月18日，审计的初步结果出来了：从2001年起，厂长王璋巧立名目，挪用公款高达1200多万元。其中打白条140多次，从工厂领走现金408万余元；开转账支票69笔，挪走工厂现金支票820余万元；另外还有300多万资金无法查明去向。工厂实际已经负债1700万多元。
专案组还通过出入境记录查明，2002年，王璋到缅甸出入境23次，据线人举报，他在孟腊、畹町等地赌场输了300余万元；2002年至2004年，王璋出入澳门达60多次，带去赌金700多万元。
7位老太太几乎每个星期都来专案组督促、催问王璋案的进展情况。2004年5月8日，蒲素华带着一个新线索来到专案组，结果在回家的路上晕倒了，在医院输了4天液。女儿、女婿坚决不让她再去奔走，她就打电话联络老姐妹，咨询专案组，每个月电话费都在400元以上。
6月3日，70岁的李素彬老人坐公共汽车上访告状途中，给儿子一家人一个月买菜的钱500多元被偷。她当即在车上哭得死去活来。
4月16日，7位退休老太太中年纪最大的李富英老人在上访回家后，因突发脑溢血而瘫痪了。第二天，老姐妹来看她，她连说话都困难。李太婆挣扎着，拼命说出最后一句话就撒手而去：“抓……抓住那个败家子啊！”
可是不久，几位老太太分别接到了匿名威胁电话，警告她们：王璋黑道白道都有人，没准哪一天他会派杀手来，专门报复残害几位老太太的子孙。几个老人心颤了，她们早就立下誓言，就是赔上这把“老骨头”也无所畏惧，可儿孙、子女无辜啊！
她们一边叮嘱孩子要小心，一边向专案组民警报案，民警在侦查威胁来源的同时，也一再提醒这些老太太和家人们注意安全，防止王璋下黑手。
2005年1月，竭尽全力缉捕王璋的专案组终于得到消息，王璋已改头换面、隐姓埋名躲在广州郊区的一个棚户区里。1月14日，化名为“李建平”的王璋终于在广州一家水泥公司里被抓获。
“巨贪被逮住了！”蒲素华等几位老人听到消息后，禁不住相拥大哭。“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死去的李大姐也可以瞑目了……”几位老太太逢人便说,奔走相告。
责编：申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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