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作品《悬崖边的树》

　　诗只有短短十余行，但具有丰富的张力。遇磨难而不消沉，经风雨而不易其志，悬崖边的树欲倒却又傲然挺立。一棵人格化的树，浓缩着诗人的全部情感和意志，甚至可以被看作理想化人格的一个象征。

　　我所熟识的曾卓，从一开始便留给我这种印象。第一次在武汉见到他还是二十几年前的1979年，那时我正在复旦大学念书。假期回家路过武汉，经贾植芳先生介绍，我拜望了他。当年他刚过花甲，但有一头漂亮的白发。作为一位“胡风分子”，他经历了多年磨难，但依然充满激情，交谈中表现出思想的敏锐和深刻。我结识了他，从那之后直到他去世，他一直都关心着我，是我所敬重的一位前辈。我平生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谈他劫后新发表的诗。那还是在1980年，这也使我在感情上与他有一种特殊联系。

　　曾卓是最早鼓励我写出《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的人之一。但是他从来没有沉溺于个人的恩怨纠葛之中，他一再强调我应该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来描述文人间的是是非非。在这方面，他和贾植芳先生所持的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常常令我感慨不已。然而，他并非是历史健忘者，也不是平庸的好好先生，而是力图更准确地把握历史。有一次，他和我谈到了周扬，他的一番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道：“周扬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表现在他还有艺术素养，能看出一些问题，但在那种政治情形下，不能坦率地说出来。他说过胡风懂文艺，这至少是一种钦佩。但是，政治斗争麻痹了他的真正审美能力。”这里不乏尖锐，但我分明又感到了一个老人的宽厚之心和宽容的气度。

　　1992年春天，我和他一起参加在广东惠州举行的世界华人诗人诗会。诗会结束的头一天晚上，也是清明节的第二天，诗人们在西湖湖心的点翠岛上，举办诗歌朗诵会。挂满树枝的彩灯如水一般闪烁流动，几百名闻讯而来的诗歌爱好者，围着他们慕名已久的诗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