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刘功虎）我们很难想象，大象在中国境内曾经是很普通的野生物种，直到最近3000年，情况才发生大的变化，它们从北方退回到淮河以南。到公元第二个千年开始时，大象已经只能在南部活动，20世纪后半期，更是小范围集中于西南部。

    英国学者伊懋可编著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新近推出中文版，详述了大象在中国的“退却之路”。译者之一的王玉山告诉记者，就在北宋时期，黄陂境内还有野生大象频繁活动。

    大象曾经广泛分布在中国腹地

    4000年前，大象出没于后来成为北京的地区，以及中国的其他大部分地区。今天，在中国境内，野象仅存于西南部与缅甸接壤的几个孤立的保护区。大象在中国，有一个从北往南撤退的过程，这个过程与中国人口迁徙的轨迹有着惊人同步性。  

    在商代考古遗迹中，人们发现了很多象骨。商代铸造青铜象，用于祭祀先人。这些青铜器考古表明，古代中国的东北、西北和西部地区有为数众多的大象。古典中国的演变受周朝的影响很大，很多学说和观念都在这个时期有所萌芽，孟子针对周公就说过这样的话：“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

    伊懋可在书中分析，这话虽然是孟子的“时评”，但也的确勾画了公元前两千年末期黄河中下游的部分实情。

    人与大象的生存博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类要清理土地用于农耕，从而毁坏了大象的森林栖息地，二是农民为保护庄稼免遭大象踩踏，驱杀大象，三是为了象牙和象鼻而猎取大象。中国曾衍生出世界上最顶级最繁复的牙雕业，富裕之家很多都置有象牙床，“这些既说明中国曾是众多大象的栖息地，也说明中国猎杀大象很普遍，并衍生出了很多产业，”王玉山说。

    北宋长江一带能见到“大象过河”

    长期以来，在我们湖北所属的楚地，大象是很普通的野生物种，在武汉一带的江面上“大象过河”不是很稀奇的场面。王玉山介绍，《春秋左传》、各朝的断代史都有提到大象在长江中下游活动的记载。

    大象需要生活在没有陡坡的温暖湿润环境，靠近水源或湿地。中国的大象主要生活在森林中，这样可以避免日光的直射。大象繁殖缓慢，通常孕育一头幼崽需要1.8年，因此在遭受屠杀而减少后，大象种群数量恢复很困难。

    “它们完全是凭借独特的智慧、记忆力，和超强的迁徙能力，才得以保持在长江流域的长期存在。一般四足哺乳动物很难游过武汉江面这样的宽度，但是大象可以做到。”王玉山说。

    《宋史》记载，公元962年，大象仍在黄陂县内出没，“藏匿林中，食民苗稼”。同一时期河北唐河县也有大象出没的记载，广东潮州则有人向官府报告：“野象数百食稼，农设陷阱田间，象不得食，率其群围行道车马，敛谷食之，乃去。”

    但是大象最终还是从这些地方消失了。原因何在？伊懋可的观点是首推气候变冷，导致大象从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一路向南向西，但是灭绝的原因主要是人类的驱杀，大象的栖息地必须让位于农耕需要。

    战象几乎贯穿冷兵器时代

    14世纪70年代初，四川成都的守军曾经用大象运载全副武装的军队，以抗击明朝军队，但却溃败于敌手所用的火器。200多年后，西南部的汉人在抵抗满人时，也利用了从本地非汉人手中征来的大象，部分用于军事运输。

    直到1622年，人们再没听说中国有战象。

    伊懋可在书里指出，实际上，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圣人驱驰虎象作战的做法在公元前一千年就大多数停用了，“西南地区明清时期还用战象，更印证了大象在中国退却的历史”。

    “中国农业人口和大象无法共处”，一度是海内外相关研究者达成的共识，但是伊懋可发现，在岭南，在一些非传统汉族文化习俗的影响下，人们与大象的冲突不那么大。例如他发现唐代就有人记载，岭南的傣族人，“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一派人畜共生的和谐景象。

    王玉山引述伊懋可的话说，中国大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退却，近似反映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人口和经济重心南迁的历史轨迹。

      说明：除反复不定的分布带之外，在大象后来分布的那些地方早期都有大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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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进象退”看中国农业的生命力

    王利华

    中国农史学者（包括我本人）一直认为，中国传统农业几千年来长盛不衰，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体系。近期以来，学人反思当代环境问题，也常常流露出对传统农业时代的追怀之情。然而，伊懋可教授多次跟我说，中国传统农业并非长盛不衰，经历过几次重大的升降起伏。更重要的是，帝国晚期人口压力不断增大，而长期开发导致环境破坏和资源衰竭。

    后来我知道，早在1993年，他就曾从环境史的角度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

    与之相关的还有古代农作物施肥问题。在许多人看来，利用各种废弃物质酿肥、施肥，实行作物轮种和农林牧渔多种经营，促进有机质循环利用，不断改良土壤，是中国传统农业数千年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一些美国和德国的中国研究专家也指出，正是采用了这些方式，中国数千年没有出现严重地力衰竭现象，土地越种越肥。

    就此我如获至宝，以为是中国农民独有的发明，写成了论文寄给伊懋可，他看了之后提醒我，罗马人也有类似做法。他还批评我研究任何时期的中国问题，都需要有世界眼光，进行必要的中外比较。

    伊懋可不轻易下简单的价值判断，比如象退人进，是好事还是坏事？他坚持的恐怕还是人本主义立场。这本书的题目是《大象的退却》，但他没有囿于只谈大象问题，他由大象写到了森林滥伐、水利系统维持的代价、中国人如何拓殖贵州、遵化人为什么长寿等等，进而写出了一本系统的中国环境史。

 

责编：张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