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不变：红色基因为城市树精神坐标

（长江日报 记者罗京 杨菁 李俊   通讯员杨丽 李文文）1953年2月17日，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来汉的毛泽东，在宾馆约见了武汉的一位区委书记。

    这位区委书记，是新中国成立后硚口第一任区委书记张华。毛泽东向他了解硚口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情况。谈话到深夜才结束，毛泽东叮嘱张华，“我希望回到北京后，再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作为硚口三件大事之一的汉正街搬迁改造工程正如火如荼。位于江汉桥下的长江食品厂片区，是改造最先启动的地块。

    昨日，江汉桥下，武胜路立交桥上车辆川流不息。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长江食品厂已然不为众人所知，只存在于部分老人的记忆中。

    事实上，建厂之初，长江食品厂就与红色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史料记载，工厂始建于1951年8月，在抗美援朝期间，工厂大量生产军用饼干运往朝鲜前线。

    和长江食品厂一样，古田地区的不少工业企业，都有着红色基因，或成立于战火纷飞之时，或兴建于国家危难之时。

    位于古田路5号的远大医药，前身即为始建于1939年的八路军卫生部中原制药厂（在山西省武乡县境内）。解放战争中，随着刘邓大军南下，先迁武昌再迁硚口，定名为国营武汉制药厂，再改制更名为远大医药。

    工业兴，则国家兴。为了“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几代人主动投身工业，在硚口建成古田、宗关、硚口路三大工业群。

    三大工业群以古田为最。据统计，1965年之前，硚口区境内有工业企业507家，占全市工业企业数量总数的18.8%；高峰时期的硚口，仅古田地区就拥有十万产业工人，享有“硚老大”的美誉。

    古田红色工业，承前启后。时代发展和市场涤荡冲刷，让它们或凋零不可查找，或迁移再生旁支。凡此种种，不能抹杀他们在一个时代对这个城市和国家的贡献。光荣与责任、梦想和力量，始终在这片土地茁壮成长。

    责任不变

    改制药企亏本  生产“救命药”

    1960年，山西平陆县61位民工集体食物中毒，全国上下千方百计寻找救命药，中央领导下令动用部队直升机，将药品及时空投到事发地，61名民工兄弟得救了。这篇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入选中学课本，影响了几代人。

    救命药的原料“二巯基丙醇”，生产厂家是武汉制药厂。二巯基丙醇，主要用于砷、汞等重金属的解毒，1956年武汉制药厂按英国药典试制成功。

    当年，因为工序复杂，且加工过程有毒，工人们往往需要冒着极大的危险。而且，由于常态情况下市场需求量不大，加之有效期只有2年，不能销售就必须销毁，生产往往意味着亏损。

    半个世纪以来，不少药企纷纷弃产。但国有的武汉制药厂一直坚持，改制为民营的远大医药后，“二巯基丙醇”继续生产，亏损也继续存在。

    对这种不赚钱且不属于国家强制生产的药品，“远大”为什么坚守？公司董事长谢国范说，“红色药企的使命和代代相传的救死扶伤精神，是永远不能忘却的。”

    激情不变

    搞工业就要有“独门铳”

    1945年6月，毛泽东号召全党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推翻“三座大山”。1958年，毛泽东来到硚口，在武汉柴油机厂专程视察中国自主生产的第一台手扶拖拉机。

    愚公与技术革新，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在硚口的红色工业发展历程中，却天然有机结合在一起。

    硚口老工人回忆，在外有封锁、内部落后的情况下，当年搞技术革新，就靠一股愚公移山的劲头。原武汉汽车配件厂总调度长夏方敏说，该厂生产的中国第一辆吉普车，是工人们解剖美式吉普车后，用锤子一锤一锤手工敲出来的。为了新中国第一辆吉普车，很多工人连续两个多月都没休息。

    技术革新，奠定了硚口在武汉甚至中国工业界的地位，并成为硚口企业的内生基因。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硚口区共有52个项目获奖，占武汉获奖总数的12.4%，其中相当部分项目由企业完成。

    武汉华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前身是武汉制瓶厂。公司总经理刘万松介绍，在武汉随手拎只啤酒瓶，3只中有1只就出自这家企业。其前身武汉制瓶厂曾是中南地区最大的日用玻璃容器生产商，高峰时期生产的玻璃瓶占武汉市场的80%。

    50多年风雨过去，该公司从未改变过的一条就是：重视科技人才、重视技术创新，即使最困难的时候，也不忘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

    闯劲不变

    大胆吃螃蟹 向外促发展

    1984年至1986年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的格里希，这位中国改革开放后聘请的第一位“洋厂长”，开启了武汉工业引进外国专家进行管理的先河。

    洋厂长走马上任，举国关注。事实上，作为中国最早的开埠码头，硚口一直有着对外开放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方封锁，古田红色工业就积极拓展国外市场，为共和国争取宝贵的外汇资金。

    这是一份长长的出口名单：原武汉衬衫厂1958年开始对苏联出口，行销赞比亚、比利时、芬兰等20多个国家；武汉抗菌素厂1952年研制的“黄鹤牌”盐酸土霉素从1962年开始出口；武汉东风造纸厂1966年开始对外出口、长江食品厂1963年开始出口、长江牙刷厂生产的“长江牌”牙刷从1965年开始出口……

    红色企业闯劲足，敢第一个吃螃蟹。1998年，中国和印尼第一个合资企业“新都柏·北罗大玛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主要生产含量50%的双氧水，年产量5000吨。负责技术援建和管理的，正是武汉无机盐厂。

    情怀不变

    宁花千万不甩“包袱”

    凯奇特种焊接设备，前身是1966年成立的硚口金属结构厂，属于街办企业。成立伊始，产品主要是家用撮箕，目的是解决剩余劳动力，为国分忧。

    1988年，武汉市二轻局科研所研究室主任卢立楷，带着几名科技人员下海来到金属结构厂，该厂开始转向生产技术含量较高的专用焊机；10年后，企业改制，成为民营企业，并更名为凯奇特种焊接，成为一家研发能力比较强的高新技术企业。

    成为高科技企业后，开始出现职工过剩的现象。公司负责人卢立楷说，当时企业有职工200名，如果一次性买断，大约要花500万元。

    “但是，这些老员工再就业能力不算强，如果就这样推到社会上，真的不合适。企业就地消化了，安置到食堂、门房……一个都没有丢下。”

    至今，为了给这些老员工缴纳保险金，企业已花去1100万元，还有40多人在岗位上没有退休。现在的凯奇，在职员工230多人，实际上养了约400名员工。

    作风不变

    职业素养传承几代人

    古田工人讲纪律，令行禁止，素质非常高。位于古田的武汉方圆钛白粉厂，在外地开设了一家分厂。不久前的一天，一个工人突然没来上班，厂里打电话过去，他说，“下这么大雨还要上班？”工厂负责人说，在古田厂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国家的事情比天大，这是古田产业工人的作风要求。“武柴”工人程忠杰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精神面貌昂扬，住的棚子工人自己盖，工厂的马路也是自己修。那时，工厂地势低洼，逢雨就渍水，厂里会自发形成搬东西的人潮。

    涂料和油漆生产，是精细化工，产品的稳定需要工人高度关注。55岁的杨建群，18岁开始在双虎涂料上班。上班第一天，带班的师傅就叮嘱她，做事要仔细，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小心给国家造成损失。

    为了让自己上班精力充沛，杨建群给自己定了铁规矩：每晚必须十点钟就寝，以免影响第二天上班，一直坚持到离开工作岗位。

    “自己的事情耽误了是小，国家的事情影响了比天大。”杨建群说，这是自己刚上班时师傅们教的，久而久之就成习惯了。

    如今，杨建群的儿子在一家船舶制造厂工作，成为一名新时代的产业工人。杨建群依然像当年师傅教育自己那样教育他，“厂里的事情是第一位的。”

（责编：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