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译者胡泳：互联网正在重塑社会

胡泳   （电子工业出版社供图）

    互联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它将如何重塑社会？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作为创新型的跨学科学院，自成立起就专注于互联网研究，该研究院关于互联网+社会的系列讲座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互联网+社会这个全新概念。

    今年，该研究院马克·格雷厄姆、威廉·H·达顿等数十位教授联袂呈现的重磅研究成果《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以下简称《另一个地球》）中译本出版，该书通过汇集有关互联网文化、经济、政治角色等问题的研究成果，试图对互联网+社会的未来进行分析与预测。日前，记者电话采访了该书译者，信息网络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 

    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需要网络素养

    长江日报：全球仍有大量人口没有接触互联网，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否会加剧触网人群和不触网人群之间的不平等？

    胡泳：网络的普及率肯定会越来越高，所以不平等不会体现在能不能上网。当然，不排除如果贫富差距过大，有的地方基本生活条件不具备，电力不具备，上网能力不具备，还是会影响到这种不平等。

    我觉得传统的数字鸿沟被缩小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我们承认数字鸿沟，更多的是在说有没有上网的途径和入口，但是这个问题会逐步缓解。而另一问题会随之凸显，就是网络素养问题。上网不等于你有网络素养，如果以此来看，这个鸿沟还是比较大的。

    长江日报：现有的数字鸿沟如何才能被填平？

    胡泳：首先要发展基础设施，解决普遍入网的问题。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上网，已经成为了网络社会。能不能上网，本身会影响到你是否能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问题。因为当你不会上网，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和生活，影响你参与这个社会的程度。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提高互联网的普及率来实现。

    更软性的问题，就是素养问题，实际是取决于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如果有良好的文化建设，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

    长江日报：您在书的推荐序里提到了“数字公民”，“数字公民”在中国所占比例大概有多少？

    胡泳：成为数字公民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其必须具备广泛的技能、知识，以及能够轻易地进入网络；二是有意愿在网络上参与社会建设，以及对平等的经济机会的追求。因为没有特别可以定量的标准，我们只能说有多少人在网上关注公共事件，进行参与，这样的都算是数字公民。我认为，中国的网民是全世界最有公共精神的。

    互联网集结人类智慧改变世界

    长江日报：如何看待互联网用户同时也是互联网的发展者？

    胡泳：互联网的整个发展过程，越来越多地是向用户倾斜的过程。早期的Web 1.0时代还不是特别明显，Web 2.0后，用户在网络中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大。我们越来越多会以用户为主来发展技术应用，或者提供技术服务。从这点来说，很多工具或应用本身是由开发者开发的，开发者对一种产品和服务有自己的界定，但这个界定不一定能够左右将来用户的走向。开发者有自己的初衷，但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会改变产品和服务的使用。在这个意义上说，用户本身成为（决定）互联网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长江日报：发展和使用互联网真的会拓展人们的智慧吗？

    胡泳：肯定会拓展人类的智慧。我们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以前有社会性的需求，但没有协同化的工具来合作做很大范围的事情。比如科学，以前被视为纯粹的象牙塔，塔里面是科研工作者来做的事情，但打开科学的边界，放开公众参与科学的步伐，公众可以对长期被视为神圣的科学作出更大的贡献。总体上说，互联网可以集结人类的智慧，发展成为一种集体的智慧，从而改变世界上很多东西和思考问题的方法。

    互联网的一些问题随技术发展而消失

    长江日报：现在很多社会问题被归咎为都是由互联网引起的，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胡泳：现在网上网下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以前会用上网这个词汇来形容经由某种手段从一个世界到达另一个世界，现在看来，这个二元论基本可以打破了。网上网下活动很多都是交织在一起，很难再特别区分什么是网上、什么是网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整体看待社会问题，很难说一种引发了另一种。另外一个核心问题是，当我们讨论这种看法时，往往会把很多事情的产生和发展归咎于技术。事实上，很多问题是本身就存在的，网络无非就是进行了放大，有些方面加强，某些方面削弱。总体来讲，问题本身是社会固有的，当我们把社会看成是现实和虚拟的统一体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元的。

    长江日报：互联网的使用会弱化社会关系或者降低我们所获取的信息质量吗？

    胡泳：对于社会关系，我们不能用数字二元论的观点来看，说网上网下的社会关系此消彼长。其实这并不是单线条的相互影响，我们可以举例证明，网上的交往活动增多了，会减少网下活动；也可以举出同样多的例子，证明网络扩大人类的交际范围，克服传统的局限，让我们交到前所未有的新朋友。实际上，不能割裂地看这种社会关系的建立或维持。

    信息质量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举例说大量的信息造成大家走神、分心，信息提供者的无限增多，会让信息质量下降；我们也可以有同样多的例证来证实，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识。你现在可以凭借简单的上网设备，去检索整个世界的知识库和信息库。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说信息质量是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所以，不能用过去那种单线程、单因果的来看待信息质量的高低问题。必须放在一个更大的视野里来考量。

    长江日报：互联网改变社会生活，现实中也引发一些矛盾，应如何看待？前景如何？

    胡泳：传统的制度和秩序，试图把一些东西固定下来，但很多时候，互联网的失控精神，会突破这种藩篱。比如现在备受争议的专车，作为共享经济的一部分，社会车辆进入出租车行业，这是很明显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子，比如用户喜欢移动支付这样的第三方支付工具，这就与传统银行的利益产生了很现实的冲突。

    互联网至今为止仍然是生长发展的事物，很多事情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聪明和智慧来解决其间出现的问题。我们会发现有些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就可以消失。有的问题，可以通过现行的法律解决。

    【书评】

    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比其他传播技术更透彻

    【美】曼纽尔·卡斯特 （世界著名信息社会研究专家、城市社会学家）

    互联网编织了我们的生活。互联网在信息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如同发动机在工业社会中的地位。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不管是朋友关系还是家庭关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商业、教育、健康、管理、娱乐、文化、政治、社会运动都与互联网息息相关。我们依赖互联网，依靠互联网，生活在互联网世界中。

    实际上，互联网并不是新技术。早在196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组建阿帕网，这是互联网的雏形，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当时，互联网的私有化和万维网的发明改善了用户体验，扩大了互联网的使用范围。过去10年，无线网络设备的爆炸式出现更是拓展了互联网的领地，使互联网延伸至世界的每个角落。

    目前，全世界有25亿有线网络用户（中国有超过5亿用户）和60亿无线网络用户。虽然各地带宽不同，但是互联网成了各行业、各领域的中流砥柱，使全人类的联系更密切。网络社会作为新的社会结构的建立，归属于延续了200年的工业社会。2002年，社交网站蓬勃兴起，成为人们相遇、交际、检索、表达自我、工作、购物、创造、想象、参与、重塑经验的社会空间。

    虽然每个人都承认互联网在传播方式和人类组织形式方面带来的颠覆性变化，但大众对互联网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知之甚少。梳理技术的发展历史我们就会明白，大众经常会对革命性的新技术产生畏惧情绪，而既得利益者则会拒绝革命性的新技术。这已经被不断取代的技术范式所证实。

    然而，社会科学家非常了解互联网的活力、作用和潜在影响。过去20年，关于社会实践和网络传播互动的经验主义研究和基础理论大量产生，成果显著。可见，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比其他大部分传播技术更透彻。

    研究互联网，传播研究成果是促进公众基于个人角色和社会行动的利益正确使用互联网的必要手段。这就是本书的重点。解释互联网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是方法论上严谨而又考验智慧的选题。本书的研究展现了社会科学在采用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的理论构建阐明当前社会转型道路时的生命力。（记者欧阳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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