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涂文学： 英雄的武汉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读+

　　涂文学：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副会长。
　　发掘武汉历史，填补研究空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亚各国有多座名城先后沦陷于法西斯之手，中国有北平、上海、南京、武汉、香港，欧洲有巴黎、华沙、基辅、布鲁塞尔、鹿特丹等等。沦陷的武汉与这些大城相比，有其共性，也有其特性。由江汉大学涂文学教授、武汉博物馆馆长刘庆平共同主编的《武汉沦陷史》填补了武汉沦陷史研究的学术空白，这部73万字的著作不仅揭露了日军侵占武汉期间烧杀抢掠的暴行，更从城市史的角度，深刻揭露了日本侵华给武汉城市化进程造成的停滞和断裂。
　　《武汉沦陷史》涂文学 刘庆平 主编 湖北教育出版社
　　该书的绪论《沦陷史研究的城市史视野》值得反复阅读。涂文学教授在文中指出：“对中国的城市而言，抗战及沦陷是中国近代城市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时段，日本的入侵与长时间的占领使得中国城市的形态与功能均发生异变，现代城市化进程出现断层。……但是，由于受观念、方法、史料等方面限制，过往的近代史和近代城市史研究、沦陷史和沦陷时期城市史研究并未受到学界重视。对单个沦陷城市的总体研究，基本上没有开展，……沦陷史研究宏观描述较多，研究具体城市较少；揭露日方罪恶和暴行等表象研究较多，以城市现代化视野的长时段深层次研究较少。即使是已经出版的涉及具体城市的若干著作中，以城市史的角度对城市形态、功能、市政、城市现代化与现代城市化进程等内容的研究微乎其微。如《沦陷时期的北平社会》中，仅在第三章第六节中涉及了‘为占领服务的城市建设和公用事业’的内容。《南京沦陷八年史》中，十二章内容则根本没有涉及城市形态、功能、市政等城市史内容。从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我们不难发现，当下对沦陷城市的研究更多的还是传统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乃至地方史研究的延续。从城市史视角开展沦陷史研究，长时段、宽领域上探究战争和城市、沦陷对中国城市化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产生的深远影响，城市史学界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武汉沦陷史》在这方面有开掘之功，正如严昌洪教授在《人民日报》刊发的书评所言，该书“弥补了学术界对抗战时期沦陷区研究的不足”。
　　面对侵略，武汉从来没有停止抗击
　　该书首尾贯通，用足够的篇幅介绍了近代武汉的崛起、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在武汉的渗透、武汉会战与沦陷的经过，以及武汉光复的过程；把三分之二的篇幅放在铁蹄下的武汉7年，从日军暴行、伪政权伪组织、城市经济的衰败与殖民化、以思想奴化为中心的文化控制、教育主权沦丧与奴化教育、城市管理体制异化与市政颓败、日伪毒化政策与城市社会的变态等方面，无可辩驳地揭露了日本侵略给武汉城市化进程造成的停滞和断裂：城市人口锐减、民族工业精华尽失、区域商圈萎缩和对外贸易停歇、文化教育全面奴化、城市现代化建设停滞和市政设施衰败，从而以全新的维度、更广的领域深刻揭露日本侵略给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仅举一例就可以证明：武汉三镇沦陷前总人口为125万人，1939年为45万多人，1940年减至31万人，其中汉口仅有15万人，直到日军投降的1945年，三镇人口为79万人。城市因人而兴，是人的聚居地，其各种功能都由人提供、为人服务，城市人口损失三分之一以上，城市之衰败倒退可想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侵略，武汉从来没有停止抗击。《武汉沦陷史》在原始档案、旧报刊、时人日记、著作、社会调查资料等证据当中爬梳史料，还原历史，以专章介绍了武汉军民各种自发、自觉的反抗斗争，其形式多样、手法灵活、战果不菲，反映了武汉这座城市的英雄基因。
　　读《武汉沦陷史》就能发现，一方面，武汉沦陷之前，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全球瞩目之所在；另一方面，武汉在成为全国抗战中心的同时，几乎就在筹备战略转移，其撤退过程悲壮而辉煌，为中国保全了最后的工业精华。而武汉长期引以为傲的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纱布丝麻四局则在风云中星散流离，直到新中国重新布局工业，武汉才又一次迎来历史的机遇。
　　今时今日，我们要擦干净历史的镜子，抹去灰尘，以史为鉴，走好未来的路。发掘武汉历史，填补研究空白，树立武汉形象，阐发城市基因，讲好武汉故事，武汉文史工作者责无旁贷，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汉沦陷史》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访谈】>>>
　　武汉并不是佛朗哥的马德里，
　　而是拿破仑的莫斯科
　　读+：如何从历史的角度看武汉沦陷？
　　涂文学：武汉之所以沦陷，是整个国家积贫积弱的结果。从晚清开始，先是闭关锁国导致落后；被迫打开国门以后，又只是片面地学习坚船利炮，不注意全面学习人家的长处，其结果，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成功了。这种现代化道路上的巨大差距，发展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半壁江山的沦陷。当时，东三省、北平、上海、南京都已先后沦陷，武汉是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也是敌人进攻的重点。
　　从灭亡中国的战略需求出发， 日本对武汉特殊的战略地位早有明确认识。为此，日军多次制订攻占武汉的军事计划，把攻占武汉视为其侵略中国的关键步骤。曾长期担任日本驻汉口领事馆领事的水野幸吉，在 《中国中部事情：汉口》一书中提出：“武汉乃长江之眼目，中国之中枢，制中国于死命之地。”1938年5月底，日军大本营在拟定的当年秋季攻占汉口的作战指导大纲中写道：“攻占汉口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了汉口、广州， 就可以统治中国”。
　　但是，武汉会战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战略意图。武汉会战长达4个半月，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但是中国军队主力仍在，中国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反而是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严重打击，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日军陷入了其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武汉会战以后，日军兵力愈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
　　武汉会战结束不久，毛泽东指出，经过武汉会战，“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
　　读+：武汉会战对抗战局势的发展有哪些影响？
　　涂文学：由于中国军队保有相当一部分主力，武汉会战争取到了一定时间，成功地让转移到华中地区的设备及人员迁移至西南地区，为以后能长期坚持抗战奠定了基础。
　　在武汉会战中，武汉军民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曲英雄壮歌，这些都是武汉这座英雄城的重要基因。
　　1938年8月6日，在《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中，中共中央提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
　　10月24日，周恩来在汉口为《新华日报》汉口版出版最后一期报纸口授社论———《告别武汉父老》，指出：“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郭沫若也撰写了社论《武汉永远是我们的》，指出：“我抗战的中心力量并无亏损，反而争取了主动地位，环阵于武汉的四周，我们的武汉并不是对于佛朗哥的马德里，而是对于拿破仑的莫斯科！”
　　历史已经证明了，他们的预见是正确的，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
　　抗战史不能留空白，否则会影响我们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读+：目前国内研究抗战沦陷史的工作开展得并不多，您为什么想到要研究这个题目？
　　涂文学：首先是武汉史学界几位老先生多年来的耳提面命。像皮明庥先生、徐明庭先生、田子渝教授、毛磊教授，他们多次和我说过，武汉沦陷史是一个空白点，值得好好研究，填补这个空白是我们史学工作者，尤其是武汉史学工作者的责任。
　　研究这段历史，过去有个困难，就是日伪统治时期的很多档案没有开放。我本人后来在档案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样就有研究条件。后来我们编了《武汉沦陷时期档案史料丛编》，包括《沦陷时期武汉的经济与市政》《沦陷时期武汉的社会与文化》《沦陷时期武汉的政治与军事》3本。再后来，我们从2014年开始着手编纂《武汉沦陷史》。
　　读+：《武汉沦陷史》问世以来，学界评价很高，认为填补了学术空白，您自己觉得还有什么遗憾，或者还有哪些空白需要填补的？
　　涂文学：最大的遗憾，也是最大的空白，我认为就是对敌方资料、日文史料的使用还不够。这就导致我们对敌方的内部情况了解不够，对敌伪政权内部的组织、运作、关系揭露不够，对敌人统治时期的一些决策、做法缺乏深入研判。举例来说，敌人对武汉的统治策略，在不同时期是有一些变化的，这些变化背后的东西，我们还缺少了解。我希望能够在将来弥补这个缺憾。
　　另一方面，武汉沦陷史既是武汉城市史的一部分，也是整个抗战史的一部分，这些历史研究，都还需要进一步地精细、认真、准确，否则会影响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甚至影响到国际舆论斗争。比如在统计战争损失方面，我看到当年民国时期报上来的数字，这个乡也是损失耕牛48头，房屋38间；那个乡也是损失耕牛48头，房屋38间，这就是敷衍塞责、不认真的结果。
　　武汉有很强的修复机制，是一座愈挫愈勇的城市
　　读+：您研究包括武汉沦陷史在内的武汉城市史，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涂文学：我印象最深的一点，也是我最大的感悟，就是武汉有很强的修复机制，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是一座愈挫愈勇的城市，这也是武汉之为英雄城的一个基因。
　　明末农民战争，张献忠在这里狠狠搞过一次，明朝大将左良玉在这里狠狠搞过两次，每次都给城市很大的伤害。可是过了四五十年，到康熙年间，汉口就变得非常繁盛。太平天国时期，武汉多次易手，满目疮痍；可是过了三十年，到了张之洞时期，武汉再次雄起。辛亥武昌首义，北洋军南下镇压，一把大火烧了三昼夜，将汉口华界变成焦土。可是过了几年工夫，武汉再次复兴，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市政建设明显进步。1931年和1935年两次大水，武汉损失惨重；1938年武汉沦陷，更是严重影响武汉的发展进程，可是武汉光复后不久，一批有识之士就提出了“大武汉复兴计划”，其中就包含了类似今天武汉城市圈的想法。当然，彻底医治战争创伤，真正实现大武汉复兴，那要到新中国了。
　　总结历史，我们可以说，灾难之于武汉从来不是陌生的访客，历史上的武汉是一个历经磨难的城市，更是一个不畏灾难、直面灾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城市，正所谓“殷忧启圣，多难兴邦；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大武汉复兴的脚步是挡不住的。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张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