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重建，人民当了家

　　武汉刚解放时，国民党政府留下了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商业凋敝，工业瘫痪，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这片热土上，党和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依靠人民”，铺开蓝图，重振山河。

　　稳定市场物价，统一财经体制，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整顿码头问题，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措施，让国民经济逐步稳定。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码头工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1954年10月30日，汉口码头上，四面八方不断地把建设物资运到武汉来，这是武汉关前的码头上。 姚少沧 摄

　　莫元钦老人今年86岁，正在家乡广西北海休养。1960年，他考入武汉大学，毕业后进入武汉市委工作，至1999年6月正式退休。

　　5月10日，莫元钦在电话中告诉长江日报记者，他在武汉党史办工作期间，接到了一项研究武汉解放中码头工人如何进行抗争、如何从被压迫到翻身的过程的专题研究。为了做好这项研究，当时30多岁的他常常“混迹”于汉口码头，与亲历过武汉解放的码头工人聊天。

　　在此后的七八年里，莫元钦时常去码头调研。他被码头工人悲惨的生活以及坚定的抗战意志所打动。“解放前，江汉关的长江上都是帝国军舰。码头工人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们被剥削被压迫，却从没屈服。”莫元钦说，在武汉解放前后，武汉是临近各省区的米、棉、茶和竹木等农副产品集散地，沿江沿河上的码头设施一个接着一个，数以万计的码头工人是武汉不可或缺的劳动大军。

　　然而，由于封建势力的长期统治，码头地盘长年为封建把头所操纵。码头工人的酬劳不仅经过头佬的层层盘剥，十分微薄，逢年过节还要给头佬“进贡”。当时的军阀、官僚看到码头业务大、油水多，与封建头佬狼狈为奸，成为压在码头工人头上的“两座大山”。

　　1955年12月31日，新建成的江汉桥上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郭雷震 江洪 摄

　　武汉解放后，中共武汉市委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码头问题极为重视，在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解决码头问题，会上组织了码头研究委员会。1949年9月22日成立直属市人民政府的武汉市码头管理处。1949年5月底，武汉码头工作组党支部、工会工作组党支部等多个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成立，码头工人看到了希望。工作组从调查入手，深入基层，广泛地与码头工人交朋友，做码头改革的发动工作。

　　同年9月，武汉市码头管理处成立，开展保障工人正当权益、清除对码头工人的封建剥削行为，建立正当运输制度，巩固社会治安，对反动分子和恶霸进行镇压等行动。同年11月15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布第一号布告，规定不许坐地分肥、不许敲诈勒索、不准打架行凶。

　　“可以从一号布告里看出，码头工人的日子过得有多难。整顿武汉码头运输事业，对稳定繁荣武汉经济有着重要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武汉市人民政府第一号布告就是关于整顿码头的原因。”莫元钦印象最深的，是码头工人讲述的关于控诉恶霸头佬尹四保、恶霸刘汉民的故事，“工人们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深切地体会到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工人阶级真正获得翻身解放。”

　　码头反霸斗争自1949年8月到1951年12月，先后开了反封建斗争会200多次，市法院判处恶霸头佬212名，彻底摧毁码头封建把持制度，砸碎了百年来沉重的封建枷锁，码头工人成为码头的新主人。

　　在武汉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整顿下，武汉市搬运公司于1951年成立。1952年底，武汉码头改革胜利结束，码头封建统治历史结束，实现改封建把持的所有制为新民主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大转变。在公司制度保障下，制定统一搬运力资标准，工人们生活得到改善，同时也不苛索客商，武汉码头服务水平得到好评。

　　被码头工人的故事打动，莫元钦先后写了多篇关于武汉码头工人的抗战故事。“人民政府将整顿码头作为解放后的第一大任务，举全局之力让码头工人翻身，也拉开了经济繁荣的序幕。”

　　人民币让老百姓不再有“钱变废纸”的恐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发行公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图为武汉的工人们正在购买公债。（AI修复）

　　5月11日，长江日报记者拨通贺长树老人的电话，家住黄鹂路社区的他得知采访意图，声音里透着兴奋。“75年了，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贺长树今年88岁，武汉解放那年，他随父母住江岸刘家庙附近，还是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在江岸火车站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

　　“武汉解放前夕，经济状况已经相当差。我记得当时的货币是国民党政府印发的金圆券，几乎已经成了废纸。金银黑市猖獗，物价飞涨，人民群众生活困难。”贺长树说，父亲每个月发官饷，发出来的金圆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贬值”，“那时父亲让我帮他领官饷，交代我拿到金圆券后马上换成银元。因为同样数额的金圆券，上午还能换一斗米，到下午只能换半斗了。”

　　1949年5月25日，《长江日报》头版刊发武汉军管会布告，决定在武汉发行人民币，规定人民币为全解放区统一流通的合法货币。

　　武汉解放后，整个城市旋即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生政权所接管，而新政府的首要动作，便是稳定市场物价，统一财经体系。贺长树特别提到，当时的《长江日报》会定期在报头位置刊登物价情况。

　　记者查询发现，1949年6月22日，《长江日报》首次在报头右侧处公布昨日金银牌价，由中国人民银行汉口分行公布，银元每枚兑人民币一千二百九十元，赤金每两兑人民币八万三千八百元。头版还刊登《武汉军管会及湖北省人民政府明令禁止使用金银》，强调人民币为全解放区唯一之法定统一货币。此后每隔几天，《长江日报》都会在报头左侧处公布《今日工薪实物价格》，明确大米、洋布、麻油食盐、煤球等生活用品的价格。

　　贺长树说，解放后，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基本是烂摊子，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共产党的财政也非常困难。“但他们想了很多办法，让老百姓的生活稳定下来。”

　　为医治战争创伤，克服财政经济困难，中央人民政府还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公债面值与物价指数挂钩。1949年12月31日，《长江日报》报头右侧刊登的《人民银行总行元月上旬公债牌价》写道：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根据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重庆、西安六个地方的米、面粉、布、煤四种实物平均价格，制定1950年一月份上旬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每“分”的牌价，每分公债是人民币14055元。

　　“物价稳定了，我们不再担心货币随时贬值，基本生活也有保障了。”贺长树说，“我们这代人见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了老百姓是如何从民不聊生，望着米缸度日，到现在衣食住行样样不愁。”

　　拧成一股绳！武汉手工业告别分散落后

　　5月14日，长江日报记者采访了原武汉市第二轻工业局党委办公室副科长赵光初。上世纪80年代，他查阅大量历史资料，最终写成《武汉市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6个行业成为典型示范

　　武汉市手工业合作化优越性得到初步体现

　　武汉历史上就是物资集散地和商品生产基地，手工业相当发达。在这里，千万名手工艺人创造和生产了不少驰名中外的生活用品，如高洪太响锣、曹正兴菜刀、邹紫光阁毛笔、茂记皮鞋等等。

　　数据显示，武汉解放时，手工业总产值占全市总产值的18.51%。然而，90%以上均为家庭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它们不仅受帝国主义“洋货”排斥，还被商业资本剥削，在夹缝中艰难生存。

　　“当时，武汉手工业虽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其基础薄弱、生产分散、技术落后的状况却与武汉市解放后的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与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需求不相适应，必然要通过合作化引导广大手工业劳动者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赵光初说。

　　全市手工业经过典型试办、普遍发展和合作化高潮，于1956年初基本完成了对手工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49年下半年，武汉市组织成立了针织业、度量衡、皮件、被服等6个生产和产销合作社，这就是武汉市国民经济中第一个新型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这些合作社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它们采取加工订货、供应原材料、给予少量贷款等方式扶持其发展生产，取得了较好的典型示范效果。

　　据历史资料显示，至1952年底，合作社已有29个，人数达2064人，尽管组织起来的社员人数只占全部手工业者的4.4%，产值只占总产值的5.5%。但是，1952年合作手工业的产值比1950年增长了7倍，而个体手工业只增长了12%。

　　“可以说，武汉市手工业合作化改造从1949年到1952年的典型示范阶段，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赵光初说，从那时起，手工业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已经显示出来了。

　　手工业合作社社员当上主人翁

　　全市手工业产值2年增长7倍多

　　经过3年多的示范性发展，武汉市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从1953年开始进入普遍发展阶段。

　　在这期间，武汉市通过手工业劳动者协会把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采取上文化课，开讨论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宣传总路线，有效调动了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加强了社内团结。同时，通过一系列整顿措施，增强了手工业劳动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目的性，体现出社员当家作主的主人翁责任感。

　　“手工业在开始建社时，手工业者的私有观念还很重，生产技术水平不高，合作社的积累较少，所以在组织形式上采取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模式推进。”赵光初介绍，这一阶段，供销生产小组、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三种形式的合作组织得到长足发展。

　　数据显示，到1955年，社员人数突破2万人，手工业产值和利润分别是1953年的7倍多。

　　手工业利润大幅增长

　　工人工资接近翻番

　　上世纪50年代，武汉市茂记皮鞋店实行公私合营化，生产了很多新产品。

　　1956年，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

　　通过一系列宣传、发动工作，从1955年开始，群众中掀起了走合作化道路的高潮，到工作队申请入社的人络绎不绝。

　　赵光初说：“武汉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是健康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数据显示，到1956年底，武汉市手工业合作社人数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0%，产值占全部手工业产值的88%，手工业年实现利润总额为1952年的39倍，社员年平均工资为1952年的169.64%，手工业集体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个体经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手工业分散落后的状况，促进了手工业生产向前发展。”赵光初说。

　　（采写：长江日报记者陈晓彤 吴曈 通讯员施瑾）

　　【编辑：符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