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解放广场目击记

7月3日，反穆尔西民众在埃及开罗解放广场庆祝。埃及国防部长塞西当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提前举行总统选举、由最高宪法法院院长暂行总统职权。本报记者覃海石/摄
原标题：埃及解放广场目击记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田栋栋 发自开罗
每有政治波澜泛起，开罗人便在解放广场集结。或许正因此，解放广场最近一直以这样的面孔出现在全球媒体上：
一团团浓密的催泪弹烟雾在广场上空升腾盘旋；人们捂着鼻子慌乱地四处逃窜，并将红白相间的地砖敲成碎块互相投掷；砂石零落，逃散的脚步因路面的坑洼而变得更加凌乱不堪，跌倒的人则遭到警棍密集的抽打……
这里见证了埃及政坛两年来的变迁。正是在这里，埃及民众振臂高呼用抗议和呐喊将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赶下台，亦是在这里欢庆军方对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的解职。
“一切都变了”
在中国人眼中，埃及“革命圣地”解放广场或许根本算不上一个“广场”——严格来说，它只能算是一个转盘，外加一条四车道和一小片开阔地——上面有地铁入口、民族英雄奥马尔·迈克莱姆雕像以及几棵椰枣树，布局显得有些凌乱。
如今，并不是所有来这儿的人都是怀揣理想的“革命者”，由于缺乏监管，解放广场垃圾遍地，治安松弛，正在成为投机者、流浪汉和性骚扰者的“乐园”，让许多普通民众望而却步。
人权观察组织7月3日发表声明称，自从6月30日解放广场爆发反对穆尔西的抗议的4天来，暴徒至少在解放广场性侵和强奸91名女性。
对于解放广场发生的变化，毕业于开罗大学中文系的埃及女孩阿雅深感不安。“革命”发生前，她经常去解放广场附近的开罗美国大学上课，下课时已是夜里10点钟。“那时10点钟一个人从广场回家我一点也不害怕，家人也不用担心我的安全，最多会打个电话问一下，万一有什么意外大家都会帮助我。那时广场上有很多警察，治安非常好，”阿雅说。
“但是‘革命’后，一切都变了。现在我根本不敢一个人去那里。如果有意外，一些人只会趁火打劫，而不会去帮助我。我最后一次去广场是在一个月前，亲眼看到一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骚扰女孩子，即使你只是路过，他们也会用言语骚扰你，这让我非常害怕。”在阿雅看来，现在的解放广场“是埃及最乱的地方”，“如果任由这些人为所欲为，解放广场终将会成为所有埃及人的噩梦。”
职业示威者
去年本报记者曾在解放广场结识了年仅16岁的埃及少年哈辛，当时他正站在略显空旷的广场上等活儿干。他身材高瘦，浓眉大眼，上身穿着厚重的棉衣，下面却赤脚穿着一双拖鞋，满是泥巴，一脸憨厚腼腆的笑容。
哈辛是一名资深“职业示威者”。自“1·25”革命爆发后，他就不上学了，混迹在像被淋了热油的蚁巢般乱作一团的解放广场，几乎参加了穆巴拉克下台后的所有示威和抗议活动。
他说话带有浓重的埃及土语口音，这是没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体现。除了能流畅地喊出“人民要求政府下台”、“交还权力”等口号外，“日薪”50埃镑（约合8美元）似乎对他是最大的吸引力。
每有示威抗议活动，哈辛都在解放广场从早待到晚。“一有冲突，就有人骑着摩托车，发给我们武器”，至于他的“雇主”，他只能笼统指认是埃及人。
事实上，解放广场上活跃着许多像哈辛这样的“职业示威者”。“革命”前，他们生活的主题就是逃学和发呆，靠着父母微薄的收入和政府救济过日子；“革命”后，父母失业，没了经济来源，监管的缺失和暴力的横行让他们在解放广场找到了“归宿”，也找到了收入和成就感。
示威经济学
从穆巴拉克下台到军方掌权，从穆尔西入主总统府到军方将其废黜，两年半间，混迹于解放广场周边的人们，搞起了“示威营销”：提前抢占有利地形卖给外国媒体，要价20至30美元不等，停车费由原本的5埃镑涨到“一口价”50埃镑，并傲慢地告诉记者，“你可以选择不停，但你的车有可能成为泄愤的道具。”
楼梯、房顶甚至窗台更成为牟利的工具。由于在广场上采访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各家媒体往往忍气吞声，为求一个好视角和一己平安。
本报记者曾亲身经历过数次这样的“敲诈”。今年5月份，为了拍摄一组关于解放广场全景的镜头，记者来到紧邻广场的居民楼里，希望能够找户楼顶的人家，上天台取景。还没进门，就遭遇“拦路虎”。门口的保安明示加暗示索要“过路费”，我们对他说要钱可以，但必须帮我们找户人家上天台。
门卫点了点头，把我们送上电梯，熟门熟路地敲开顶层一户人家的门，亲热地跟户主打招呼。户主是一名略显富态的中年男子，对我们态度冷漠。
进门后，我看到屋内家具陈设简单，桌子上布满灰尘，但门口通往天台入口的那架梯子却一尘不染。得知来意后，户主一开口就是1000埃镑（约合140美金），还说这是一口价。
好在记者知道行情，因为此时并没有示威，他这棵“摇钱树”有价无市。所以我们只出200埃镑（约合28美元），僵持一阵后他也就接受了，但略有些恼怒地告诉我们：“下次有示威的时候绝不会再给你们打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