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左鸣：需寻求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
在以“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的金融危机发生之时，西方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就已经露出了“冰山”的一角。首先是冰岛、迪拜，接着是“欧猪”五国。2011年，素有“金元帝国”之称的美国也爆发了债务上限问题。人们发现，过去在经济危机出现时，传统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往往争吵不休，现在集体失声。因为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而言，早已是囊中羞涩，再也祭不出什么法宝来。今天的现实让人们更清晰地看到，如果继续固守着传统的物本经济理论来指导经济活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会越来越软弱无力，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则会越来越无能为力。
事实上，“生活对象化”的价值缺位，才是西方债务危机的总根源。建立具有“法定财富标志”的金融体系才是今后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
西方高福利化为何会寅吃卯粮
十月革命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躯体中，除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之外，慢慢伸出了政府计划调控那只看得见的手。其后，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发展的擂台上，基本上是两只手与一只手的较量。而西方国家在上世纪末用两只手打一只手击败前苏联时，高福利化的经济运行模式却也正在悄悄地腐蚀着自身的躯体。
在传统的实体经济时代，西方政府提供的福利主要在于满足低收入人群的生理需求。今天，西方世界已逐渐步入了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但中产阶级则在潜意识中认为享受公共福利是天经地义的。不过，这一拨人已经没有道理向政府索取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品，而是转移到索取那些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一直被认为不具有商品价值的生活对象化的公共服务。比如人们要求有便利的交通，良好的社区环境等等。这样非物化的生活财富的获得机制，即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制度，可以说是一种免费自助餐式的机制。
因而政府福利不知不觉地由以满足生理需求，向社会低收入群体提供物质财富为主的形式，朝着向广大公众提供普遍的非物质财富以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形式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实行着“从摇篮到坟墓”全部由政府包干承担的高福利化政策。这必然使政府的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加重。当财政收支严重失衡，仅仅靠税赋的收入再也无力向公众继续提供公共福利这样的免费午餐时，寅吃卯粮和举债度日就成了西方政府唯一的选择。
这说明，人的劳动，除了传统意义下的物化劳动外，还有一种非传统意义下的劳动，即人们一般的生活活动过程，这种过程并不见得一定要对象化（凝聚）于某种物质之上，却也是有价值的，也是人们所需求的财富。而且这种财富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还更体现为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显然，与有限的生理需求相比，人们的心理需求是无限的，因此其耗资也就远远地大于生活保障类的社会福利。
从经济理论上来看，在劳动对象化（马克思语）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生活对象化（同样是马克思语）也创造价值的观念却始终游离于人们的思想认识之外，从而导致大量的生活对象化产品（服务）不能及时有效地走向市场。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西方国家有足够的财富来维持自己的高福利，一是由于在科技进步上占有先机。二是可以轻松地利用金融的魔杖调动全球资源来获取巨额的利润和财富。然而高科技和金融技术这两个让西方能够长期保持领先和优势的要素，在经济全球化之后被严重地稀释了。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和其他国家的位势落差一直被不停地缩小着，财富不再是自然而然地滚滚而来。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开支必然不断攀升。也就是说，在社会总的财富中，进入市场参与交易的份额占比越来越少，而支撑“大排档自助餐”式开支的则要依赖于能够进入市场体系的那部分财富所产生的税收；这样一种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凯恩斯主义问世以后，西方政府得以心安理得地动用另一只看得见的手，来实现自己有所作为的政治方略。这第二只手最为通常的出现形式是制定政策和制度。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往往天然地排斥利用已有的市场机制，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都会对市场机制的运行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的结果是非常不确定的，或许会带来正效应，但更多的可能是带来负效应，尤其是对于天然地排斥市场机制的社会福利制度而言，这种负面效应往往更为明显。
应该说，凯恩斯主义是有其合理性的。即便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为了抑制市场的各种极端趋利性所带来的非理性行为；为了刺激经济重新回归良性的市场运行之中；同时也为了兼顾效益和公平；政府的干预和调控确实不可或缺，关键是要把握好“必要”和“适度”的分寸。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市场机制的自组织性会自然而然地使越来越多的经济价值回归于其中，而这些回归的经济价值显然包括了虚拟价值。如果在市场机制的“秋千”正常摆动时，盲目地施加外力来改变这种价值的回归，结果就难免会事与愿违。
事实上，“生活对象化”的价值缺位，才是西方债务危机的总根源。建立具有“法定财富标志”的金融体系才是今后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
西方高福利化为何会寅吃卯粮
十月革命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躯体中，除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之外，慢慢伸出了政府计划调控那只看得见的手。其后，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发展的擂台上，基本上是两只手与一只手的较量。而西方国家在上世纪末用两只手打一只手击败前苏联时，高福利化的经济运行模式却也正在悄悄地腐蚀着自身的躯体。
在传统的实体经济时代，西方政府提供的福利主要在于满足低收入人群的生理需求。今天，西方世界已逐渐步入了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但中产阶级则在潜意识中认为享受公共福利是天经地义的。不过，这一拨人已经没有道理向政府索取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品，而是转移到索取那些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一直被认为不具有商品价值的生活对象化的公共服务。比如人们要求有便利的交通，良好的社区环境等等。这样非物化的生活财富的获得机制，即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制度，可以说是一种免费自助餐式的机制。
因而政府福利不知不觉地由以满足生理需求，向社会低收入群体提供物质财富为主的形式，朝着向广大公众提供普遍的非物质财富以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形式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实行着“从摇篮到坟墓”全部由政府包干承担的高福利化政策。这必然使政府的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加重。当财政收支严重失衡，仅仅靠税赋的收入再也无力向公众继续提供公共福利这样的免费午餐时，寅吃卯粮和举债度日就成了西方政府唯一的选择。
这说明，人的劳动，除了传统意义下的物化劳动外，还有一种非传统意义下的劳动，即人们一般的生活活动过程，这种过程并不见得一定要对象化（凝聚）于某种物质之上，却也是有价值的，也是人们所需求的财富。而且这种财富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还更体现为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显然，与有限的生理需求相比，人们的心理需求是无限的，因此其耗资也就远远地大于生活保障类的社会福利。
从经济理论上来看，在劳动对象化（马克思语）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生活对象化（同样是马克思语）也创造价值的观念却始终游离于人们的思想认识之外，从而导致大量的生活对象化产品（服务）不能及时有效地走向市场。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西方国家有足够的财富来维持自己的高福利，一是由于在科技进步上占有先机。二是可以轻松地利用金融的魔杖调动全球资源来获取巨额的利润和财富。然而高科技和金融技术这两个让西方能够长期保持领先和优势的要素，在经济全球化之后被严重地稀释了。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和其他国家的位势落差一直被不停地缩小着，财富不再是自然而然地滚滚而来。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开支必然不断攀升。也就是说，在社会总的财富中，进入市场参与交易的份额占比越来越少，而支撑“大排档自助餐”式开支的则要依赖于能够进入市场体系的那部分财富所产生的税收；这样一种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凯恩斯主义问世以后，西方政府得以心安理得地动用另一只看得见的手，来实现自己有所作为的政治方略。这第二只手最为通常的出现形式是制定政策和制度。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往往天然地排斥利用已有的市场机制，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都会对市场机制的运行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的结果是非常不确定的，或许会带来正效应，但更多的可能是带来负效应，尤其是对于天然地排斥市场机制的社会福利制度而言，这种负面效应往往更为明显。
应该说，凯恩斯主义是有其合理性的。即便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为了抑制市场的各种极端趋利性所带来的非理性行为；为了刺激经济重新回归良性的市场运行之中；同时也为了兼顾效益和公平；政府的干预和调控确实不可或缺，关键是要把握好“必要”和“适度”的分寸。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市场机制的自组织性会自然而然地使越来越多的经济价值回归于其中，而这些回归的经济价值显然包括了虚拟价值。如果在市场机制的“秋千”正常摆动时，盲目地施加外力来改变这种价值的回归，结果就难免会事与愿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