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家、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樊星:
“汉味小说”是城市文学奇葩
长江日报 记者刘功虎
汉味城市文学发端于什么时候?在全国地位如何?当代武汉作家推出了哪些值得称道的作品,有些什么显著特色?前日,文学评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樊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汉味小说就是城市小说,它在方方、池莉等当代名家推动下达到了新的高峰,在全国堪称出色。
他介绍,早在明代,汉口就是“四大名镇”之一,“湖北评书”从那时起就散发出浓郁的汉味。但一直要到现代化、城市化建设加速的1980年代中期,随着方方、池莉等人充满武汉城市风味的小说蜚声文坛,“汉味小说”才开成中国城市文学的一枝奇葩。
樊星认为,在当代城市文学的版图上,武汉作家群写出了“大武汉”的独特风采——池莉的《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生活秀》等,生动刻画出了武汉市民精打细算过日子、泼辣粗犷争口气的民风,读来五味俱全。方方的《风景》、《黑洞》、《落日》写武汉市民的生存困境与道德危机,颇有批判的锋芒。
其他本土作家也成就斐然。邓一光的《窄街》将武汉市民“争码头”的悍烈之风写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彭建新颇有“清明上河图”风格的《红尘》三部曲(《孕城》、《招魂》、《挽世》)以白描的风格重现了1904—1949年间武汉三教九流光怪陆离的市井生活,满纸武汉人的吃法、玩法、活法,还有俯拾皆是的歇后语、俏皮话,尽显“汉味方言”的魅力,在粗俗与幽默的杂糅中呈现“活着就要活快活”的市井风格。还有何祚欢的《养命的儿子》写旧时代小商人以德为本,谨慎处世,却仍不免同行倾轧、家人误解的悲剧结局。
樊星注意到,武汉近几年发展迅速,市政建设手笔很大,外来移民和打工者以更大的规模和密度涌入进来。他说,很多作家习惯写“老汉口”、写历史的朦胧记忆,相反对火热的当下、弱势的边缘、新移民和农民工着墨甚少,武汉本土作家对这一“剧烈城市化过程”的关注还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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