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党的领导体制,建立党的监督检查制度,中共五大为党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位于武昌都府堤的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入口。 武汉革命博物馆供图
长江网讯 走进武汉市武昌区都府堤20号的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五栋学堂风格建筑均为朱柱灰砖青瓦,掩映在绿荫中,在复原陈列的开幕式会场,会标和横幅标语醒目,桌椅摆放整齐,令人仿佛回到了1927年4月27日的那个春日。
当年这里是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中共五大开幕式就在学校的风雨操场举行。
这是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局部失败、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关头召开的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有着重要作用。
开幕式上嘉宾云集
大会展开激烈思想碰撞
1927年4月,正是草长莺飞、万木葱茏的时节。武昌高师附小迎来了一批批客人,他们中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有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有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彭述之、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项英、向忠发、罗亦农、任弼时、张太雷、谭平山、刘少奇、恽代英、罗章龙、方志敏、王荷波、向警予等人,有国民党要人徐谦、谭延闿等人,有国民政府高等顾问苏联人鲍罗廷、多次来中国的维经斯基、第一次来中国的罗易,还有来自英国、法国、美国的客人。
他们来到这里,是为出席中共五大开幕式。代表们均手持印有镰刀斧头图案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字样的圆形出席证。这是第一次半公开地举行开幕式,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有国民党代表出席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五大会址外景。武汉革命博物馆供图
开幕式第二天,大会休会。4月29日,中共五大转移到汉口继续进行,在黄陂会馆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馆大门没开,代表们从侧门凭口令入场,这一次会议的口令是“冲锋”。从这次会议开始,大会进入秘密状态。
同前几次代表大会相比,中共五大更像是一次充满理论色彩的研讨会。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在长达六个小时的报告中侃侃而谈。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大会上七次发言滔滔不绝。瞿秋白在会上公开散发《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率先拉开争论的序幕。蔡和森、任弼时、张太雷等不约而同地向陈独秀的报告“开火”。还有几十位代表围绕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整个会场上论战的火药味丝毫不亚于战场。
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高万娥表示,在大革命的危急关头,摆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极为复杂的形势,有太多问题需要在这次大会上讨论解决,中共五大会场内这种畅所欲言的争论,本身就是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最好诠释。
着重加强党的建设创造多项“第一”
确立党的组织制度和领导体制
代表们在思想上激烈碰撞产生的火花,为党的政治路线、思想理论上提出指导中国革命的一些正确原则,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对中国革命影响深远。
大会首次明确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的问题,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完整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对中国土地问题、土地革命内容和土地革命的组织实施都有透彻认识,为中国土地革命纲领和政策的形成以及此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奠定了基础。
中共五大还是一次集中选拔全党精英的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中共五大当选中央委员会成员,大会选举的中央领导机构中还有一大批耳熟能详的名字: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张太雷、王荷波、项英、陈潭秋、林育南……。
中共五大会场复原陈列。武汉革命博物馆供图
为何有这样的集中选拔?陈独秀在中共五大报告中作了解释:“党中央不很健全,我们党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而是各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我们必须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则我们就会面临危险。”
其实经过大革命洗礼,中国共产党迅猛发展成为拥有57967名党员的政党。需要有严密健全的组织和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机构,才能领导起中国革命的重任。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共五大着重加强党的建设,成为一届盛况空前、创造多项“第一”纪录的大会:第一次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第一次决定筹办中共中央党校,第一次把党的组织系统划分为中央委员会、省委、市(县)委、区委四级等等。
更重要的是,从中共一大到四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都称为中央局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数一直很少,中共五大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人数大幅度增加,并且第一次采用“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称,将中央的日常工作机构与决策机构分开,从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这个组织制度和领导体制建立90多年来,除中途有个别调整外,一直沿用到今天。
纪检工作的光辉起点
建立了党的监督检查制度
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门前的武昌区廉政文化公园内,立有党的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位成员青铜雕像,这座主体景观名为《永远的丰碑》。
在中共五大上,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检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它是党组织和革命形势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需要和必然产物。
高万娥介绍,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深入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到来,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党的力量也迅猛发展。大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革命军人纷纷入党,新党员急剧增加,党员教育滞后,加上少数投机分子的混入,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面临严重考验。尤其是在“四一二”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相继发生、白色恐怖镇压革命的危急情况下,脱党甚至叛党投敌等现象屡见不鲜,在党内设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1927年5月9日,来自全国11个省区党组织的代表在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他们分别是委员王荷波、杨匏安、张佐臣、许白昊、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王荷波、杨匏安分别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中共五大选举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中共纪检工作的光辉起点。根据中共五大决议,中央政治局在第三次修改的党章中增加了第八章《监察委员会》,从制度上保证了中央及各省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监督权,有利于开展党内监督和党风建设。
在血雨腥风的斗争中,这10名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有8人在数年内相继牺牲,却无一人叛党投敌。这些党的纪检先驱,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诚。
(记者钟磬如 通讯员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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