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祥：说当官难的人是想“公私兼顾”

　　

 

　　特派记者欧阳春艳 发自山东潍坊

　　——2009年12月31日习近平会见王伯祥先进事迹报告团全体成员时的讲话

　　王伯祥(中)常回寿光，到老乡家中了解民情 资料图

　　新时期

　　县委书记的榜样

　　王伯祥出生于1943年2月，山东寿光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时任寿光县委书记的王伯祥创造性地领导了寿光的蔬菜生产、寿北开发及工业项目的升级改造，创建了全国闻名的蔬菜批发市场，为寿光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离任多年后仍被当地干部群众念念不忘。

　　25年的时间，足以让许多人与事从我们的记忆中淡去，但73岁的原山东省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今天仍然被当地老百姓深深铭记。1986年5月至1991年10月，他带领干部群众，把曾经大白菜“成灾”的寿光变成“中国蔬菜之都”，让一穷二白的寿光人纷纷变成万元户。

　　“看着杨树排成行，想起当年王伯祥”，这是寿光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今天，只要听说“伯祥书记”来了，认识的、不认识的村民们都想和他握个手、递根烟，寿光街头上还有很多以“伯祥”命名的小卖部、小餐馆。

　　4月12日，长江日报记者前往山东省潍坊市寻访已经退休多年的王伯祥。当天早晨8时30分，这位清瘦的老者穿着朴素的夹克衫、旅游鞋，独自一人步行到达采访地点。得知记者来意，王伯祥的开场白朴实而有力：“其实当好县委书记一点都不难，诀窍就是一心为公、撇开私事。现在很多人说当官难，就是想公私兼顾嘛，那确实不好办!”

　　“共产党的官是百姓的官，百姓的官就得时刻想着老百姓”

　　“要说我与寿光蔬菜的事，得从1983年的一车白菜说起。”王伯祥面对长江日报记者，回忆起往事。那是1983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时任县委副书记的王伯祥走出县委大门时，看到路边一位大爷守着一车白菜，在寒风中瑟缩着蹲在墙角。他心里一酸，掏出20元钱塞给老人说：“这车菜我买了，你赶紧回家吧。”结果这一车白菜，让王伯祥全家吃了一个冬天。

　　原来，寿光南部地肥水沃，种菜历史源远流长，所以当地农民都把致富的希望寄托在菜上。上世纪80年代初，大家一窝蜂种植白菜，造成了白菜“成灾”的局面。“白菜悲剧”让王伯祥痛定思痛，他于1986年担任县委书记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寿光的蔬菜生产与流通问题。

　　“共产党的官是百姓的官，百姓的官就得时刻想着老百姓。当干部的想办法把群众的菜卖出去，是寿光当前最大的政治。”说到这里，王伯祥翻开随身带的《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王伯祥》一书，指着其中的一张老照片给长江日报记者看，“白菜都是这样成片烂在地里啊，让人心疼着急”。

　　当时，为了对寿光原有的小型蔬菜交易市场进行扩容，王伯祥几乎想尽了所有办法：为增加市场客流量，当时全县集中完成了“十纵十横”道路建设，保证村村连市场，晴雨都通车;他费尽周折，把全县第一部程控电话安装在菜市场，为运销商配上了“顺风耳”;他大力发展运销专业户、联合体，把全国大中城市几千个从事蔬菜交易的单位引到寿光蔬菜基地，建立了稳固的蔬菜产销关系。到1991年，寿光原有的蔬菜批发市场从20亩扩大到650亩，交易额增加到240亿元。

　　蔬菜市场这个“桥头堡”抓好了，王伯祥又把目光投向更高远的目标。1988年春节前，他听说辽宁大连瓦房店农民韩永山冬天在大棚里不生炉子，种出了黄瓜，便积极支持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三闯关东，把“大棚技术连姐夫都不教”的韩永山请到寿光，请他传授技术。

　　为砍掉原来的菜地改种大棚，王伯祥首先动员三元朱村的17名党员带头。他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当时做这个决定冒了很大风险，他最后拍胸脯承诺：“大胆试，天塌了，我顶着。”1989年8月，三元朱村建起了17个冬暖式蔬菜大棚。当年春节前，大棚黄瓜就喜获丰收，每个大棚纯收入2万多元，三元朱村一下子冒出了17个万元户。从此，蔬菜大棚在寿光的5000多个村庄建立起来，户均年种菜收入增加2万多元，全县大棚菜年收入1.2亿元，寿光蔬菜名扬四海。

　　“现在，寿光成了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地，这里没有卖不出的菜，也没有买不到的菜。”王伯祥自豪地笑了起来，“可能你们远在武汉也听说过这里吧”。

　　“干大事就得吃大苦，急难险重的活儿，一把手必须靠上去”

　　寿光北临渤海，南抵青州，东衔寒亭，西接广饶。一条弥河穿县而过，将寿光分为南北两块。然而寿南寿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上世纪80年代，寿南气候湿润，土地肥沃，被誉为“昌潍粮仓”;占全县面积近56%的寿北却草树不生，120万亩盐碱地上的20万人生活无比艰辛。

　　寿北的现实，让王伯祥坐立不安。“不彻底改变盐碱滩的面貌，大棚菜种得再好，寿光也只能是富一半穷一半!”王伯祥告诉长江日报记者，“我自己就是寿北人，所以最能体会当地人生活的艰难。”

　　当时，王伯祥和所有参加寿北建设的农民工一样，住在工地的窝棚里。有一天，时任农业部部长的林乎加和山东省副省长朱奇民到寿光视察，在县城没有找到县委书记，他们就来到寿北建设的工地上。浑身是泥的王伯祥从窝棚里钻出来，老部长错把王伯祥当成了农民工，问他：“你们的‘伯祥书记’在这里吗?”王伯祥答道：“我就是。”后来，林乎加非常感慨地对朱奇民说：“一个县有这样的书记，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呢?”

　　“最苦的时候就是寿北大开发那45天，他基本不回家，只有一次开完会回来拿点东西，我看他瘦了很多，嗓子沙哑，咳嗽起来还带血，就催促他赶紧去看医生，可他说‘没事，没事’，转身就走了。”提起王伯祥，妻子侯爱英既心疼又无奈。

　　如今，寿北千年洪荒的盐碱地变成了“聚宝盆”，已拥有120万亩效益可观的棉田、盐田、虾池。

　　2009年5月，王伯祥重访寿北，村支书郭孔让向他汇报当前的成绩：现在村民不分老少每年分6000元至8000元，全村有轿车400多辆、别墅583幢……

　　“干大事就得吃大苦，急难险重的活儿，一把手必须靠上去!”向长江日报记者回忆起那段玩命工作的岁月时，王伯祥显得云淡风轻。

　　“一个干部要想做大事，就得有号召力，有号召力就得自身干净”

　　在潍坊采访途中，长江日报记者听到当地人谈到寿光时用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富”。王伯祥也坦言：“寿光现在确实富裕，不仅是在农业领域，在办企业方面也是非常成功的。当年寿光人开始靠农业致富，钱多得用不完，存在银行里，我就鼓励他们拿钱出来办企业。现在寿光有晨鸣纸业等好几家上市企业，就是我在任时开始起步发展的。”

　　与日益富裕的寿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王伯祥自己的清贫生活。

　　在寿光担任县委书记五年半，他对车的要求是“不误事”，只要误不了公务，坐什么样的车都行。他先后坐过双排客货两用车、北京帆布篷吉普车、北京213吉普车、上海牌轿车、伏尔加轿车，且多属“继承”而非新购。王伯祥也用自己的行动“强制”着周围的人。“底下的”同志不能不琢磨：县委书记才坐辆老伏尔加，咱哪敢“越上”?许多乡镇和部门的同志为了实用，干脆就坐“半截头”(皮卡车)，又载人，又拉货，一车两用。

　　面对长江日报记者的“好奇”，王伯祥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不是不想坐好车，是担心‘开风气之先’。‘风气’一开，传统尽失。”

　　1991年10月，王伯祥升任潍坊市副市长，家也要搬到潍坊市去。搬家这天，道口镇政府派来一辆130客货两用车，一车就装完了王伯祥全家的家当：前棚坐着妻子和3个孩子，车厢拉着水桶、锅灶、风箱，几百斤玉米、千余斤小麦，一套旧式桌椅和零碎家具。送行的人群中，终于有人控制不住：“伯祥书记，咱寿光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当也比你多呀!”王伯祥一笑：“这不很好嘛!”握手送别的刹那，许多送行者突然泪水奔涌，呜呜地哭出了声。

　　过惯了苦日子的王伯祥对这些其实并不在意。他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自己这一生最大的愧疚还是妻子侯爱英：“本来她是符合转正条件的民办教师，因为我的原因她一拖再拖没有去办;我每年也就春节休息两天，家里3个孩子全靠她拉扯大;后来她去花圃打工，又落下了过敏的毛病……”

　　王伯祥坦承，“她有时候也会埋怨我几句，但看到寿光人越来越富，她慢慢也理解我干的事情了”，“一个干部要想做大事，就得有号召力，有号召力就得自身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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