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文昌：还是单车方便，和群众容易搭话

　　

 

　　

 

　　特派记者刘功虎 发自福建东山、漳州

　　我经常提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福建东山县县委书记谷文昌，他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事，当地老百姓逢年过节是“先祭谷公，后拜祖宗”。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谷文昌任东山县委书记时给苗木浇水 资料图

　　生前的“座驾”和锄头 记者刘功虎 翻拍

　　县委书记的

　　好榜样

　　谷文昌出生于1915年，1981年去世。原名程栓，河南林州人。曾任福建省东山县委书记10年，在任时，带领当地干部群众通过10多年的努力，在沿海建成了一道惠及子孙后代的防护林，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被尊为“谷公”。

　　走在如今的东山岛上，天蓝水碧，树木葱茏。

　　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个风沙漫天的恶劣之地。

　　主导巨变的，是谷文昌。

　　他被东山老百姓尊为“谷公”，去世30多年来人们一直怀念他，每逢清明扫墓很多人会自发去他坟头祭拜。祭拜的理由，不只是他植树造林、为东山留下宜人的生态财富，更是感念于他发展经济、改善人们生活的实干精神，廉洁奉公、不畏人言的道德勇气。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点赞谷文昌，称他“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4月10日至14日，长江日报记者赶赴福建省多个地方，走访在谷文昌身边工作过的老部下、他的家人和当地研究专家，了解这位朴实而传奇的县委书记。

　　“这几棵小苗能活，全岛不就有希望?”

　　谷文昌1950年随部队南下，在福建省海岛东山县工作14年，担任县委书记10年。

　　当年还是毛头小伙的潘进福给谷文昌当过两年警卫员，4月10日他向长江日报记者回忆中年谷文昌的样子：清瘦、勤勉，干活不顾惜自己，常骑一辆自行车下村子，车上绑一把锄头。

　　“种树，种好多好多树，把风沙制住，是他一门子的心思。我的工作本来是保护他人身安全，但干得最多的活，其实是挖树穴。”潘进福说。

　　东山岛一年四季6级以上大风占一半，当年森林覆盖率只有0.12%，当地7个“蔡姓”村被风沙埋得只剩4个。1949年全岛外出讨饭的有600多人。

　　同样当过谷文昌警卫员的朱财茂老人在电话里告诉长江日报记者，从苏峰山到澳角山，从亲营山到南门湾，谷文昌走遍了东山的大小山头，把一个个风口的风力、一座座沙丘的位置详细记录下来。他走村串户，跟村干部、老农民一道琢磨治沙办法。他们试种了相思、苦楝、黄桦等好几个苗种，最后确定种植木麻黄。

　　但第一次较大范围推广就遭遇了严重挫折：持续一个多月的倒春寒，冻死了几十万棵木麻黄。“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谷文昌遇挫弥坚。人们发现，白埕村还有9株木麻黄活着。谷文昌赶到那里，抚摸着新绿的幼苗说：“这里能成活，全岛不都有希望吗?”

　　希望，从这点点绿色开始。县委派出230多人到厦门等地采集木麻黄苗木，开展“旬旬造林”试验，气温、湿度，风向、风力，一一详细记录。就这样，9株木麻黄变成了20亩丰产试验林，又海潮般向各村漫去。

　　东山从此有了这样“逆天”的场面：他们一到下雨天不是往家里跑，而是各级干部带头冲进雨幕。百里长滩，千军万马，汗水与雨水交织。谷文昌的大女儿、今年76岁的谷哲惠老人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她当年才十二三岁，时不时参加学校组织的植树活动，清早出门，傍晚才归家。

　　谷文昌随身“三样宝”：锄头、水壶和蓑衣。后来条件好些了，蓑衣才换成塑料雨衣。潘进福对长江日报记者说，谷书记看见歪倒的小树，一定要停下自行车，把树苗扶正。

　　几年下来，177条宽50至100米、总长194公里的林带，覆盖了东山大地。一排排木麻黄构成第一道防线，然后是用材林、经济林纵横全岛。“人种了树，树保了地，地增了粮，粮养了人”。

　　如今东山森林覆盖率已达36%，绿化率96%，成为宜人的生态胜地。

　　早在自己任内，谷文昌就目睹了荒岛渐变绿洲。“这无疑是他一生最欣慰的事情。”东山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谷文昌研究专家黄石麟4月12日对长江日报记者说。

　　“做事就要成事，搞形式最没意思”

　　当年福建沿海有不少风沙岛屿，治理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为什么东山县能取得成功?

　　朱财茂向长江日报记者回忆了一个细节。1981年，他去看望弥留之际的老领导，谷文昌在病床上告诉他：“我前不久才知道，木麻黄的寿命不长。你回到县里反映一下，要记得更新换代，否则风沙又要来。”

　　朱财茂说，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谷文昌带头改造东山县自然环境，不是一般人对政绩的那种理解，他是把这个当作事业来做，哪怕这事业最后与他个人际遇不再有干系。他坚持学习，坚持做一个实干派。“做事就要成事，耍花样、搞形式最没有意思。”谷文昌常常这样说。

　　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支撑下，谷文昌在东山县留下了不少泽被后世的实绩。

　　黄石麟介绍，以前的东山是一座与陆地不相连的全岛，生活很不便利。谷文昌决定从东山县八尺门至福建云霄县之间，修一条海堤。这一段海水最深处10多米，全长500多米，以当时的经济实力，需投入普通工、船工、技工100万个工日，土、石、沙料近50万立方米，总投资200多万元，属于重大工程项目。1960年初，工程动工。一年半后，海堤竣工，天堑变通途。海堤建成后，人们免除了舟楫之苦，战备和国防都得到了巩固，还能促进养殖业发展，方便围垦盐田，引大陆淡水入岛，一举多利。

　　此外，东山易涝，“一次海潮，三年绝收”。在谷文昌主持下，建水库、修水渠，挖沟排洪，筑堤建闸防海潮。1961年秋，东沈、南埔、樟塘等村暴雨成灾，谷文昌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现场，帮助抢险救灾。事后他决定，在那一带清理旧沟，开挖一条长1500米、宽50米的新沟，既可排水又可蓄水，并且建闸门、修扬水站，结合海堤工程，一举做到抗旱、排涝、防潮三全其美。

　　至今，这些工程仍在造福东山农业和人们生活。

　　早在上世纪60年代，谷文昌就提出了发展多种经营的想法。建设180万平方米盐场的点子，就是他提出来的，这个盐场至今仍在发挥效益。潘进福说，谷文昌在“文革”到来时一度因为自己经济上的举措和理念挨批挨整，吃了不少苦头，直到改革开放年代，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

　　东山很多村子，谷文昌不是去一次两次就算了，他常常回头。全县400多位生产队长，他大都能叫出名字。他最日常的状态是，手里夹着子女们为他手工卷成的香烟，在田头穿梭。在谷文昌纪念馆，有一张照片，黑瘦的他躬身咬牙，与人一起抬一块巨石。

　　“这张照片，折射出他毕生的精神气质。”谷文昌纪念馆副馆长李丽华对长江日报记者说。

　　“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干净”

　　潘进福回忆，和谷书记下村子，常常打地铺。“地是泥巴地，铺上稻草，就是一张床”。吃饭是那种厚叶菜，往锅里一煮，地瓜都不带刨皮，一锅炖了就那么吃。谷文昌胃不好，常常痛得打滚。考虑他的身体状况，作为警卫员的潘进福找医生开证明，买来一斤饼干，谷文昌当即严肃批评他，并让他退掉饼干。谷文昌留下的工作笔记上写有这样两句话：“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

　　下村子的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谷文昌40多岁才学骑车，自行车成了他的“专车”。后来县里给他配了一部吉普车，但他没舍得扔掉自行车，把吉普让给了其他县领导，“还是单车方便，和群众容易搭话。”

　　他和妻子育有五个子女，长江日报记者此次前往采访，见到了其中三个：大女儿哲惠、二女儿哲芬和小儿子豫东。哲惠长期是单位的临时工，直到谷文昌要调离东山，去省城当林业厅副厅长，单位想给她转正，被谷文昌阻止了。他的长子退休前在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其他3位退休前都只是漳州最普通的职工。豫东尚未退休，现在是园林部门普通职工。他们家第三代，有的是幼儿园老师，有的是单位司机，一个个都平静欢乐。

　　“我们几个小时候，就哥哥有些调皮，饿极了就去地里偷地瓜。我们家按量做的伙食，到点了往往吃不上，因为家里总有那么多人要来，谈事的、诉苦的，一到饭点就被父亲拿给客人吃掉了。”豫东回忆父亲的作风，一脸无奈地笑。

　　身边的工作人员换了几茬，谷文昌没有提拔重用一个人。长江日报记者在潘进福家里看到，狭小而简陋的两居室，住着安逸的老两口。“我做过我们县劳动局领导，可那跟谷书记没有关系。我这一生坚持的做人原则，跟他的关系又实在太大。”潘进福说。

　　被“点将”到隆陂水库任总指挥，谷文昌本来被安排住旧祠堂，但他坚决不肯，要和80位民工一起睡工棚，竹片当床板，稻草当褥子。每天清晨5点起床，打石、挖土、挑土、推土，什么都干。

　　谷哲惠老人介绍，父亲调到省城时，随身只带了两个旧木箱和两瓮咸菜。家里也只是添置了几把藤椅、一张石桌。他一生造林，植树无数，却没占用过公家一根木柴，家里也没几件木家具。他去世后一周，老伴就拆除了家中的电话，连同谷文昌的自行车，一并上交。

　　谷文昌常对身边人、家里人说：“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这样自己的腰杆才能挺直。”

　　直到1981年去世，谷文昌仍改不了家乡口音，一家人依旧习惯吃面条、烙饼。然而，他的遗言是把骨灰撒在东山，“我要和东山的百姓在一起，和东山的大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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