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已错失了禁止随地吐痰的最佳时机
国庆黄金周期间，很多同胞去国外旅游，随地吐痰的问题又被提起。虽然今年媒体说，这种“陋习”已经减少，但是，它似乎依然是中国游客“不文明”的标志之一。
随地吐痰问题，让我想到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李光耀对于随地吐痰这一行为的看法与很多人不同。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人都只把随地吐痰视为不良习惯或者陋习，但是，李光耀将它视为一种“罪行”，并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使得新加坡随地吐痰的现象基本绝迹。1994年，李光耀因为他禁止随地吐痰等政策实行30年之久，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当然，这个诺贝尔奖不是瑞典颁发的，而是美国颁发的“搞笑诺贝尔奖”（又称“另类诺贝尔奖”），具体获奖类型是“心理学奖”。此前，国内有媒体报道说，李光耀获得的是“搞笑诺贝尔奖的和平奖”，这是媒体想当然地搞错了。
随地吐痰为什么会成为一种陋习？又为什么会在西方成为不文明行为的典型标志呢？
在人类历史上，随地吐痰曾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都一样，因此，随地吐痰并不是中国人的典型行为。即使到今天，所有以农业为主要生活方式的人群和国家，随地吐痰也很普遍，将它视为不良习惯主要是西方化的城市居民。
在莎士比亚时期的英国城市里，人类的粪便依然是直接倒在街道上。那时候的英国，随地吐痰现象因为太普遍、太正常，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西方对于随地吐痰现象的高度敏感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之后。
英国的工业革命使得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转化成为产业工人。但是，当时英国的产业工人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生活环境极为糟糕，导致流行病大规模爆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肺结核。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很多年里，肺结核一直是人类的主要杀手之一，其危害程度甚至超过今天的艾滋病。当时的人们面对肺结核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17世纪的英国，肺结核致死占全部死亡率的四分之一。欧洲历史上，死于肺结核的名人也比比皆是，拜伦、萧邦、勃朗特姐妹等等（懒得查资料了）。
肺结核从17世纪开始危害英国，当时的肺结核还主要在欧洲最早的几个工业产业集中的国家。在链霉素发明之前，很多医生也试图治疗肺结核，但是始终没有有效手段。当年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晒太阳。由于西欧、北欧阳光不够充足，英国阴冷天气较多，因此，当年很多人都到意大利、希腊等南欧国家晒太阳，治疗肺结核。于是，在那些地方开始出现了主要以接待西北欧肺结核病人的疗养院，成为今天旅游业的鼻祖。拜伦到希腊去，一方面是去搞革命，另一方面也是去治疗肺结核。如今著名的瑞士小镇达沃斯，曾经召开过世界峰会，当时也是一个治疗肺结核的阳光地点，也从此渐渐成为今天的滑雪旅游胜地。
但是，到南方地区晒太阳治疗肺结核，只能是少数有钱人的行为，对于大多数被肺结核折磨的普通人来说，到南方去晒太阳是一种太过奢侈的行为，而且还不能绝对保证治好。
到了19世纪，肺结核开始向全世界大规模蔓延。当然，在此之前，肺结核病在人类历史上早就存在，中国古代医书也有过记载和治疗的药方（有人说林黛玉就是死于肺结核）。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地的人们一般居住得比较分散，肺结核的传播速度和规模都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危害还不是那么明显。工业革命导致的人口高度集中，使得肺结核的危害被极大地放大。
统计材料表明，19世纪末期，在伦敦和纽约，有5000万的带菌者在到处传播结核病，使全世界几乎有一半人接触到它……每年约有700万人死于此病。引自《飘零的秋叶——肺结核文化史》余凤高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113，114页。
现代流行病学的建立与肺结核也有很大的关系。一些致力于治疗肺结核的医生逐渐发现，肺结核病菌是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医学发现，使得当时的欧洲在没有有效治疗手段的情况下，开始注意随地吐痰等公共卫生问题。
1886年，法国出台了全世界第一个禁止随地吐痰的立法。随地吐痰这一几千年来人类的习惯行为终于被定格为不文明的行为。但是，由于随地吐痰是人类长期顽固的习惯，因此，类似法国制定法令的西方国家并不多。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为了防止肺结核的传播，开始发起反吐痰运动，但主要是依靠公共宣传，而不是颁布法律禁令。
从肺结核的简要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由于肺结核的肆虐，开始宣传公共卫生，逐渐在民众的观念中树立起对随地吐痰行为的厌恶和排斥心理。到了链霉素、青霉素等药物发明之后，虽然肺结核已经不再是不治之症，但是，反对随地吐痰已经成为一种西方人习惯。
反观中国，当肺结核最初在西方肆虐时，对中国的影响还不算很大。等到西方人开始注重随地吐痰等公共卫生问题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清朝政府根本没有心思去关心这种小问题。大约从20世纪开始，世界规模的肺结核传播也严重波及到中国，但是，战乱不已的中国也没有精力关注随地吐痰问题。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政府曾经搞过一个短暂的“新生活运动”，也只是在部分城市激起一点水花，对于广阔的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开始注重公共卫生问题，但是，随着治疗药物的出现，肺结核也不再是“谈核色变”的最大危害，因此，反对随地吐痰的宣传力度比起西方国家当年没有链霉素、青霉素的时候，就要差了很多。再加上中国广阔的农村地区，众多的农村人口，便造成了当今中国社会很多人对于随地吐痰问题的重视不够，习惯难改。
其实李光耀制定禁止随地吐痰的法令在中国也有，也同样是处罚，只不过中国对于随地吐痰的处罚力度不如新加坡。新加坡对于此类行为的处罚包括教育、罚款、监禁、鞭笞等多种手段。李光耀为了禁止随地吐痰，甚至禁止新加坡生产、进口和销售口香糖，为了公共卫生，连随地拉屎的鸽子在新加坡也是违禁物品。
1994年，美国颁发给李光耀“搞笑诺贝尔心理学奖”，完全是站在西方人的观念上。在美国人看来，他们早就视为不良行为的随地吐痰现象，在西方社会根本已经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李光耀居然要用法律来禁止它，多少有点好笑。但是，他们是否还记得，100多年前，法国人也同样这么做过？
当肺结核还在危害生命的时候，人们容易产生抵制随地吐痰的自觉性。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错过了当年可以让人们自觉抵制随地吐痰行为的最佳时期，如今，肺结核的危害已经大大降低，抵制随地吐痰行为的内在动力也就大大降低了，如果没有李光耀那种强大的外部压力，彻底改变这一习惯真的比较难。至少在中国还需要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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