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俊洪：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人民网-理论频道）
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植根于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互相塑造的关系。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孕育并产生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并塑造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和实践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重要命题的提出，大的时代背景就是改革开放。价值和价值观的理论曾经在哲学上被看作是禁区。从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才开始有了这方面的研究。在党中央文献中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是从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在价值和价值观理论研究上所取得的重要进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另外，现实社会政治实践的需要也迫切要求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重要命题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重要命题的提出，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着眼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一体性来推进改革：探索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样式，构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努力通过实践来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虽然西方某些人对这种社会形态并不认同，但它在实践中成功了。可以说，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建立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和体制，与这些根本性的制度和体制相适应，必然有一个主导的价值观体系。在任何社会内，核心价值观都是构成社会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是社会系统得以运转、社会制度得以确立的基本精神依托。从历史上来看，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创新和确立，是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以及新价值观念的确立为前提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性、个性解放，所有这些价值观念，大大点燃了被中世纪黑夜笼罩下的欧洲人的激情，激发了西方世界的首创精神，使欧洲社会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制度的革命性改造。近年来，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崛起，中国崛起不止是经济总量的崛起，而且也是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崛起，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崛起。 实际上，当代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先进的核心价值观，即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价值观、人人自由平等的公正价值观以及人民和谐相处、世界和而不同的和谐价值观。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基层民主的尝试，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突破了人民只限于“投票权”而在实际生活中缺乏民主权利的西方民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变化，首先就是因为思想启蒙、思想解放以及价值观念变革所带来的体制创新。没有先进的价值观，就不可能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推动中国回到国际舞台的中心，更不可能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可见，我们已经在践行着先进的核心价值观，只是我们还没有把它很好地表达出来而已。对我们在实践中已经在践行着的先进的核心价值观加以概括提炼，把它融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之中，有助于我们全面提升发展理念，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也有助于增强我们的价值自觉、坚定价值自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高扬起我们的价值旗帜。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重要命题的提出，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掌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权的客观需要。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存在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这些错误思潮，或者宣扬极端自由化、全盘私有化等资本主义私有化思想，或者宣扬“三权分立”、多党制等西方政治民主思想，或者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具有超阶级性和永恒性。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抽象的民主，也不存在绝对的自由。实际上，民主、自由和人权等价值观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而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追求。西方霸权国家和敌对势力凭借其经济、科技优势，把他们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装扮成所谓的“普世价值”，竭力在中国推销，其实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立场，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价值观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斗争中，我们能否争得主动权，关系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能否得到巩固。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并批判其危害，还要遵循“打铁还要自身硬”的逻辑，在价值观的凝练和培育上下功夫，从这点来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实践要求的紧迫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重要命题的提出，也是我国意识形态和思想道德建设领域中存在的亟待解决问题“倒逼”出来的产物。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重要命题的提出，是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话语权的必然要求。
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经济的迅猛发展及中国硬实力的崛起，而且需要思想观念的突破和精神力量的升华及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目前，我国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前所未有的改革、发展和开放进程中，各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文化渗透和价值观渗透已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取全球话语霸权的重要手段。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需要激发我们民族的思想力，我们不能被动地受各种价值观的支配，而应该成为新价值观的提出和引领者。从世界历史发展看，价值观的竞争，不只是概念之争，而且是谁引领历史发展趋势、谁掌握文化前进方向的话语权、谁占领文化软实力和道德制高点的争夺。在西方控制着舆论导向和话语权的当今世界，在国际交往中我们更应该重视国家核心利益的价值观层面，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扩大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既表现在社会的政治制度层面，更渗透在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之中。因此，软实力的崛起不仅需要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创制，而且需要先进的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表达。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建设这样一个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就是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有所拓展、有所创新，倡导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引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先进的核心价值观，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对人类文明做出我们的独特贡献。
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孕育和发展历程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12个词、24个字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是党的十八大的最新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其具体内容孕育、生成和发展过程结合三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看得更清楚。
第一， 改革开放之初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变革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目标——“富强”。
在改革开放前夕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对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是当代中国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基本建设，越看越重要，越看意义越大。”真理标准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推动我们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他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滞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鉴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批判了对社会主义“左”的认识。1979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现代化就是要加快步伐，搞富的社会主义，不是搞穷的社会主义。”“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7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已经蕴含着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变革。
邓小平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突出理论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判断姓“社”姓“资”的“三个有利于”的实践标准。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的实践标准，也是衡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非功过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的核心就是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党的一切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正确与否，都要看是否有利于实现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富强”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
从“三个有利于”标准出发，邓小平同志继而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市场经济的成果来发展自己，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具体运用，什么姓“资”、什么姓“社”，在实践中用这三个标准来衡量就一目了然，这也充分展现了邓小平的智慧。“三个有利于”标准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澄清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模糊认识，解开了人们思想上的扣子，使人们的思想仿佛一下子就解放了，劳动致富的观念、市场经济的观念为广大群众所普遍接受。“三个有利于”标准为党的十四大胜利召开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十四大提出的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变得水到渠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中说：中国经济改革始于观念的革新，贫穷不再是社会主义的美德。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释放利益的力量。改革之初，邓小平对逐利的肯定不亚于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及其价值内涵的生成与拓展。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1983年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立论的总依据是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大的实际。从这个最大实际出发，我们必须搞“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呢?一方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本质的区别。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讲四个现代化，“主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予以了深刻的变革，但是一直没有失却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理想。另一方面，它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型现代化。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能够沉湎于西方价值体系，而是要结合自身的国情、文化传统和制度实践，对现代化建设提出自己的价值尺度，创造属于我们的新型现代文明。
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目标，这也是首次把“富强”、“民主”、“文明”三个词相并列，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价值内涵，加以提出。早在1981年，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时就指出，“搞中国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新提法就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还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上进行了诸多探索，取得了成功实践。例如，我们坚持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注重发挥“民主集中制”这种中国特色民主的优越性，正像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民主集中制“这种制度更有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再如，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推进协商民主建设、发扬民主的中国特色上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另外，全面推进村民自治，实行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奠定了坚实广泛的群众基础。建设“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新提法，在这里“文明”一词有其特殊的内涵。邓小平同志指出，“所谓高度文明，就是人民要有理想，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守纪律，要有道德，要坚持我们历来的艰苦奋斗的传统。”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所讲的“文明”其价值内核实质上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型现代“文明”。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条件下，物化成为人的存在的普遍现实，发展的目的与手段相互颠倒，工具主义使发展实践严重异化，导致了为发展而发展的逻辑谬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变成物与物的联系和赤裸裸的利害关系，狭隘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盛行，成为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精神生活的根本境遇。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现代社会及其精神文明的重建，不仅有赖于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更依赖于特定社会制度的创新与价值体系的建设。因此，扬弃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体系，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的主题之一。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持续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大力推进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新型现代文明建设。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我们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提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明确把“和谐”和“富强”、“民主”、“文明”相并列，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这是对“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价值内涵的丰富和拓展。“和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现代化最终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割裂、相对立，人变成“单向度”的人、物化的人，现代化成为“分裂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追求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和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应有的价值属性和本质要求。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营造和谐氛围，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现代化建设与实现强国富民的梦想统一起来，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统一起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拓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坚持五个建设协调推进，促进社会大系统有序发展、和谐发展，建设新型现代化，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价值共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是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认识基础上作出的正确判断。
第三，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党的十八大概括提出“三个倡导”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建设长期探索的一个突破性进展。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并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任务。提炼和概括出简明扼要、便于传播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识的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凝练成为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着力点。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吸纳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融汇哲学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的理论智慧，概括提出了以“三个倡导”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例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内涵是一致的，党的十八大对之加以概括提炼，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概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词、24个字，简洁明快、琅琅上口，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具理论逻辑魅力，也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为群众所掌握。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提出，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向人民学习，从人民那里把他们的共同愿望和利益用党的理论、党的方法加以概括总结，表达为全体人民的价值观。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利益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内涵相一致，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党的十八大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奋斗目标提升为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增强全体人民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打牢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精神力量。另外，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雄辩地告诉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果没有以自由平等和公正法治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介难以成功。同时，市场经济建设以来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与市场的公正与法治是必须的内在条件。没有法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没有公平正义，也就难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的理想价值追求。自由、平等、公正与法治的核心价值观，有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统一体，缺一不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一层次主要是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它从个人的政治道德、职业道德以及个人的德性品格这样几个方面，强调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应当具有的核心道德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这三个层面的内容，相辅相成，有机统一为一体，把价值观领域的理想与现实、社会与个人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共同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创造。
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三个面向”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坚持以下“三个面向”。
第一，面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深地体现了今天中国人民的理想，从理想到现实必须具有圆梦的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实现中国梦的一种圆梦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有广泛的价值共识和共同的价值追求，这就要求我们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注重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性和特殊性，另一方面又要注重其先进性和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反对所谓超历史、超现实的抽象的普适价值，认为任何价值观念的背后都有其社会性质和历史性质，不是价值观念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了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例外，是社会的、历史的价值观念，因而具有其现实性和特殊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词中，我们把“富强”这一核心价值观放在首位加以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一致性。实质上，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我们所提倡的国家共同理想和核心价值观，最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价值诉求。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也不能够脱离这个现实、脱离这个实际。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我们坚守“富强”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要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我们的国家真正富强起来，这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提和基础。现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该把“富强”这个词概括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西方国家说我们不民主，把“富强”放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容易落入西方话语的陷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是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这种观点显然是有失偏颇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无非是其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和趋势而已，具有普遍性和具有特殊性和现实性并不矛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抽象的普世价值，但是从不否认更具普遍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只有更具普遍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才能具有先进性，才能成为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旗帜，才能提高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在历史上，近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就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方向和要求，相对于封建主义的等级制和血统论的价值观具有其先进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发展趋势，其核心价值观超越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价值观，具有先进性。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扬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构建具有先进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如果一个国家有了某种具有先进性、具有普遍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观，就可以激发社会活力并转化为一个民族国家走向复兴、创造历史的民族自豪感。因此，我们不能把民主、自由、人权这样的价值拱手交给资产阶级，而是要把在资产阶级那里被片面化的这些价值，给予历史和社会的澄清，揭露其局限性和虚伪性。此外，我们还必须既面向人类社会的理想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这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举起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价值观念的旗帜，成为民族国家思想认同新的精神源泉，引领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是一个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离我们并不遥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的过程就是中国梦由理想变为现实的过程。
第二，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道德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然强化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意识、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促进其个性、能力和素质全面发展，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品格，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毋庸讳言，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也可能导致道德失范。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原因，一些经济主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部分社会成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坑蒙拐骗、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权钱交易等种种丑恶现象时有发生。可见，化解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道德悖论，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一个紧要课题。
化解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道德悖论，要求我们必须大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个时代的价值选择，必然要受到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制约。我们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相适应的道德价值规范。应该看到，我们探索和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一个尚无先例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进行道德价值观建设，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扬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要对内寻求，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激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因，进行综合创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传统美德，主要有仁义、忠恕、孝悌、人本、诚信、中和、廉耻、质朴、勤俭、宽厚、礼貌等，这些传统美德构成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规范，成为深厚的社会道德传统。中华传统美德非但不会妨碍现代化事业，而且能够给市场经济改革和现代化进程提供道德支撑。没有这种道德支撑，社会难以和谐稳定，市场经济不能健康发展，社会矛盾难以有效化解。
从实践来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传统美德发挥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作用，这也在于我们积极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潮流，找准时代问题的症结，寻求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与新时代的接点，保留其精华、去除其糟粕，努力实现传统道德价值观的传承和升华。近些年来，全国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在弘扬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促进了精神文明和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例如，“善行河北”活动;全国一些社区学校开展的“中华传统文化进社区”，“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主题年”活动;北京市采取多种形式发掘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时代内涵，如海淀区推出的“新二十四孝”文化墙;人民网开展的“聚焦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名诗词、名故事、名折子戏推荐”活动，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只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进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湾源头活水，持续开展理论研究、宣传普及和教育实践，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深入人心，并转化为人们自觉的道德行动。
第三，面向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标示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效的制度机制保障。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状看，要实现由传统的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的转变，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许多领域都存在着亟待通过深化改革而完善发展的空间。面对国家治理领域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我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精髓，是国家社会制度价值取向的体现。可以说，一个国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这个国家和社会制度对人民的承诺、对人类未来前途命运的把握、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定位。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价值取向。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要正确理解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要知道，现代化决不等于西方化;同样，国家治理现代化也不等于西方化。我们没有看到哪个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那一套以后就自动变成“西方”国家，反倒是“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灾”。目前，我国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习近平同志指出，“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要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整合社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能力，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供价值支撑和价值引领。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评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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