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却第一个出院|原创·在武汉【4】

2020-02-11 15:42 来源: 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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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邵胜强,31岁,是武汉红十字会医院第一位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自从2月3日出院以来,我就多了一个身份——朋友圈有关新冠肺炎的义务咨询师,平均一天十几个咨询,有时凌晨还会接到朋友的问询电话。

  协和教授看到我时说,这个人不行了

  从未想过,生龙活虎,体重200多斤的我,会被一场感冒打倒。1月3日,我感觉额头比平时烫一点,我身体一向不错,主要是年轻,31岁,不喜欢吃药打针,平时感冒发烧抗抗就过去了,所以也没当回事。

  大学毕业后我开始创业,创办了一家猎头公司,2020开年,我在青山专门给听力障碍孩子提供就业岗位的面包店刚开业,一个月办了十几场活动,我正为此忙个不停,一天工作18个小时,也来不及管发烧的事。

  我一个人住青山的家里,断断续续烧了7天,烧多少度我也不知道,一直也没用体温计量。白天精神稍稍好一点,就开车去公司。这次感冒跟以前不同,没胃口,一碗热干面吃不了两口,还拉肚子。10日上午,摸着额头滚烫,拿体温计一量,39度,食欲还是很差,一口东西都不想吃。

  这天,我妈来我家,一看情况不对,把我拉到附近的社区医院,医生查了血,开了一些感冒药,带回家吃。回去后吃药症状没有好转,呼吸开始困难,胸闷喘不上气。

  元月12日下午2点又去社区医院拍了片子,片子出来肺已经是“白肺”,我爱人在读博士,觉得病情很严重,立即和我妈、助理,三个人拖着我开车去协和医院。

  下午5点,靠新华路体育馆的协和医院发热门诊大厅挤满了人,咳嗽声此起彼伏,护士给我们发了口罩。我妈帮我去挂号,爱人扶着我跟着人群排队,20分钟,看着前面黑压压的人头,没往前走一步。

  我每吸一口气,都会引起剧烈咳嗽,只能尽量控制自己,一小口一小口往里匀气,其实去医院之前,我的情况就很差了,不能自己上厕所了,蹲下去起不来,又喘不上气,身体这部机器,我第一次感觉驾驭不了。

  不知道张劲农教授是怎么发现我的,我当时迷迷糊糊的,他指着我对身边的护士长说,“这个人不行了,必须抢救”。护士长说没有病房,张教授说我给院长打电话。他推来一辆轮椅,让我坐下,然后掏出电话跟院长打电话。

  具体经过我不记得了,记得过来一拨人穿着防护服推着病床,我当时就不害怕了,真的,我觉得躺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就能活过来。

  六点,我住进了协和医院病房,一住进去医生就给家属下了病危通知书,我爱人和我妈当时就哭了。就算我病成那个样子,我妈也都认为我是普通感冒,感冒发烧多大的事呢,怎么还可能死人?

   难忘的除夕夜,我自己走进救护车

  抢救的过程我没有太具体的记忆,记得一位医生过来,他穿着防护服带着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帮我抽血。后来才知道他是心外科的医生。

  他看了我妈一眼,说,“阿姨,我认识您。”原来他老婆和我爱人生孩子的时候住同一个病房。“别担心,有我在。”他说了六个字,我妈没那么慌了。

  我真是幸运,是被张教授捡回来的一条命。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从门诊那次,我再也没见过张教授,后来还是从报纸上看到被感染的专家组副组长张劲农的报道,才对上号。他怎么发现我快不行了?事后我妈形容我当时“面无人色”,血氧饱和度70%,一进去就上了高流量的呼吸机。

  血氧饱和度70%是什么概念呢,后来我自己查阅医学资料了解:血氧饱和度低于70%,是有可能导致生命危险的,我还能“挺住”,一方面得益于医生抢救及时,一方面我身体基础比较好。

  经过一晚的抢救,元月13日,我不发烧了,可以说闯过一道鬼门关,但是呼吸还是局促,不能深呼吸,不能下床。15日,吃得进东西,能自己上厕所,最高兴的是能深呼吸了。

  元月24日,为什么记得很清楚呢?这天不仅是中国的除夕,这一天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决定全面实行发热市民分级分类就医服务。我们一批病人被转到香港路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当时转院的病人都躺在病床上,我是惟一一个自己走下楼上救护车的。

  这是我人生最难忘的庚子鼠年的寂静除夕。

  在住院期间与护士们合影

   抬起身子说谢谢,竟然感动了护士长

  无论是在协和医院还是红十字会医院,我都特别感激医护人员。在协和,一组医护人员大概5—8个人,要管30个重症病人,每个人每小时测体温、血糖、血压,我见到的护士不是走路,都一路小跑。我能做什么呢?我能做的就是配合治疗。

  协和医院护士长王伟仙跟我说,“这么多病人,你永远是最乖最配合的那个,感谢你总是逗大家开心。”

  我比较胖,很难找到血管,护士长看到了,赶紧帮我在另外一只手上打了留置针。当时我一边喘气,一边抬起身子连声说谢谢。

  这么普通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对完全透支的她们来说,竟然是莫大的安慰,我没想到王护士长还对前来采访的记者特意说起了这一幕,说她非常感动。

  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我看到医护人员都是一个样,没啥区别。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照顾我的医生说四川话,很惊讶,就问了她们是从哪儿来的。这位名叫王晨的护士告诉我,她来自四川泸州的西南医科大学,“当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湖北和全国各地都给予了四川很多支持和帮助,这次,我们是怀着感恩的心来武汉的。”听了这话,我特别感动。

  原来,1月27日,赴鄂泸州医疗队35名队员正式加入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的轮班。

  在发热七病区,我被大家称为“胖哥”,小有名气是因为“针不好打”。

  每次打针,都是一场战斗,护士隔着防护服、护目镜和三层手套,再做静脉穿刺难上加难。每次打针时,当班的三四个护士都会聚在一起,相互协作,花比其他病人N倍的时间和精力找血管,才能完成静脉穿刺。

  1月底,我的症状就基本恢复正常了,只是这个时候核酸检测还没有完成,所以没有具体确诊。

  2月3日一早,医生告诉我,两次核酸测试都成阴性,可以出院。当时医疗队队长、西南医科大学呼吸与危重症教授李多,一个大男人哽咽着说“值了!”

  当时我是红会医院第一个出院的病人,四川医科大学和红十字会医院的护士小姐姐们都纷纷赶来合影,我发了一张朋友圈说:“毕竟我们也是深厚革命友谊的生死之交。”生与死,是我此时此刻最能体会的两个字。

   出院当天就接受17位朋友咨询

  我经常发朋友圈,但是我得病之后,从1月9日,中断了朋友圈,直到1月23日,我发了一张病床上和护士的合影,大家才知道我就是他们每天听到的“确诊患者”。

  2月3日我出院了,本来计划出院就填写志愿者报名表,但还需要在酒店隔离两周。出院当天我就接受了17个朋友的咨询,关于症状、关于注意事项、关于治疗手段。

  我朋友圈里很有多年轻的企业家和成功人士,这些人被社会称之为精英。17个电话,我感受到大家的恐慌,就算是读了很多书,学历很高,对这个病流露的恐慌情绪不亚于普通人。

  前天半夜一点,还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自己体温37度,是不是感染了新冠肺炎?我劝他可能就是普通感冒,不要自己吓自己。我在住院时候用了人血白蛋白,有朋友听后一下就买了100瓶,我哑口无言,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呢?其他真正的患者也许就买不到了。

  从茫然无知到极度恐慌,大家在情绪的两极奔突。包括朋友圈里,群里各种谣言满天飞,求助的,转发的,我知道大家是好心,但是如果不是自己百分百认识的人、百分百确定的事,就不要转发信息,不要给公众系统造成更大的负担。

   乖乖在家呆着,就是为祖国做贡献。

  (口述人: 邵胜强 文:吴秋娜)

  【实习编辑:郭文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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