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说起一百年前华人出国务工的命运

　　我国东南沿海人多地少，因此向有出洋谋生的习惯。在近代以前，华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一带。不过，这些背景离乡到海外谋生的华人却一直被视为“天朝弃民”，所以“祖国”不仅不关心他们在海外的生死存亡，反而认为他们死了活该，是罪有应得。

　　明王朝开国之初即严海禁，规定沿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但浙江、福建沿海居民素有下海与诸“番”、“夷”经商传统，所以禁令虽严，利之所趋，仍不乏铤而走险者，私自出海者屡禁不止。面对如此情况，明朝统治者不是顺应民情顺势而为，反思自己的举措是否得当、是否有违实际情况，而是按照中国君主专制的政治传统认为此乃“抗上”，因此出台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嘉靖四年（1525年），当局有令：“行浙、福二省巡抚按官，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戍卫。官吏军民，知而故纵者，俱调发烟瘴。”只要是双桅船就要捉拿归案、不是流放边疆就发配烟瘴荒蛮之地！虽然嘉靖后期由于整个官僚、行政系统松懈而一度驰禁，但后来一心想有所作为、扭转颓势的崇祯皇帝又严行海禁。恶法的松驰要以政治腐败、社会颓败为代价，而政治清廉、社会严明却又往往使种种恶法能有效实施！或许，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悲剧所在罢。

　　满清王朝建立之初即实行严厉的锁国政策，屡屡严申海禁，甚至下令“片帆寸板不许下海”。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对外商来华贸易的管理也更加严格，仅限广州一处，其余地方全都关闭。

　　对外贸管理、禁止尚且如此之严，对那些想方设法漂洋过海到“番”“夷”之地谋生者，清朝统治者当然更加仇视。清初曾规定，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往海岛居住者都按反叛、通贼论处斩，凡国人在“番”托故不归者一旦回国，一经拿获即就地正法。到雍乾两朝，对出洋者的处理虽已无那样严厉，但仍视其为对天朝的叛背。如雍正曾两次降谕说“此等贸易外洋者，多系不安本分之人”，“嗣后应定限期，若逾期不归，是其人甘心流移他方，无可悯惜，朕意不许令其复回内地”。“从前逗留外洋之人，不准回籍”。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屠杀逾万华人，即历史上著名之“红河（溪）惨案，消息传到国内，当时的两广总督却上奏说：“被杀汉人，久居番地，屡邀宽宥之恩，而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戕杀多人，事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乾隆则表态曰：“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朝廷对海外华人的这种态度，与中国是“天下之中”的世界观关系甚密。

　　鸦片战争使中国大门洞开，“天朝”开始崩溃，清政府不得不屈服列强压力，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一项是允许华工出洋做工。由于中国“开禁”，一些国家的“人口贩子”开始以“猪仔贩运”、“苦力贸易”、 “合法招工”等各种非法、合法手段从中国沿海各地掠卖华工到南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各岛做劳工。各地华工受到残酷迫害与压榨，成为变相的奴隶，许多人死于非命。